施老師是個善說話的人，想不到她老年得了阿爾茨海默病，會與有意義的語言失聯。就連走出校門，到小鎮的街上散步，她的老伴也得亦步亦趨，牽著她的手，照料她。年輕時，他們上街從未拉過手。

1978年春天，施老師在清華小學教數學。六十年代初，她高中畢業，隨全家由城市下放到農村，在大隊小學代課。七十年代末，她轉正了，一雙兒女也隨母親由農業戶口轉成非農業戶口，她重新做回了城里人，可是，她還在村子里生活。

施老師下放農村多年，并未學會農民操持家務的本領，三十多歲的她，看上去不像農民干活那樣利索，也不像城里人打扮得那樣清爽。她的語言是城里詞語和鄉下俚語的糾纏，她學習本地方言，學得不像，看得出來，她并不想用純正的鄉村方言教學，但她說的又不是正宗的城里話。她長期在兩種語言邊緣小心翼翼地游走，有時在兩種語言間切換自如，詞語相互借用彼此增色；有時不免詞不達意，造成了一些誤解。

余歡是清華小學五年級學生，余歡父親是公社副主任，余副主任迷信數學的力量，想讓余歡的數學老師給兒子開點小灶。那時，余歡的數學老師是個剛落榜的高中生，名字叫三凹。余副主任給數學老師寫了一張紙條，前面的稱謂是“親愛的三凹老師”。

在余歡準備將紙條帶給三凹老師時，施老師接替了他教數學。余歡愛惜字紙，自作主張，將“三凹”二字涂去，在上方，模仿父親的筆跡，寫了一個“施”字。余歡猶豫了一下，父親稱施老師為“親愛的施老師”是不是有點不妥？但改也改了，就這樣吧。

余歡將這張紙條交給施老師，并未立即發生什么不愉快的事。自此，施老師不喜歡余歡。據施老師說，余歡愛逞能，喜歡模仿她的講話腔調；還有，喜歡接她的話頭，她一句話還沒講完，余歡就替她先說出來了。——詞語在空間自由飄蕩，余歡先捕捉了在腦海里沉浮的詞語。人們要組合合適的語詞才能表達自己的想法，想法先于詞語存在，有些人訥訥不善于言，并非他沒有觀點，那些呶呶不休的人，可能是對詞語的游戲過分依戀。

施老師是個善言的人，對詞語有天然的敏感，只是她在城鄉方言的切換中，一些詞語的選擇有時讓她猶豫不決，余歡于是搶先了。至于這張字條上的移花接木，也許她一開始就看出是余歡所為，這種語詞的搭配讓她不快，她說不出口，于是選擇了不喜歡余歡。

施老師不久調到初中任教，余歡考取了父親任職公社的中學，師生分開。初三那年，余歡父親升任施老師學校所在公社主任，讓兒子轉學，余歡就再次做了施老師的學生。

余歡到施老師的學校是1981年暑假，學校提前一個月開學，晚上點汽燈上自習。施老師走到教室，在黑板上抄寫了七道數學題就離開了。教室里十分安靜，大家埋頭就開始演算。余歡在原來學校數學成績一般排在前三名，到這里，七道題，一道也不會，干瞪眼。余歡從未見過這樣的因式分解，這樣的二元二次方程，這樣的二次函數。余歡明明都學過，就是一題都不會。下課了，學習委員對余歡說，“編號作業，寫好了交來。”

“什么編號作業？”

“每天七道題。從學期第一個星期開始，今天是1到7號，明天是8號到14號。”

余歡練習本上是空白。趕緊向學習委員求教。學習委員很會講題，不到一刻鐘，余歡似乎聽懂了，這些解題方法他聞所未聞，但解題涉及的知識他還是明白的。

施老師當天晚上會批改完編號作業，第二天，用半節課的時間講解這些試題。她的數學語言簡潔清晰。她推導公式定理，步驟明確，不多說一句廢話；她分析試題，總能同時給出兩三種解題方法，一種比一種簡單、高妙。有些學生聽她講課，十分享受；也有一些學生聽她講課苦不堪言，說她思維太跳躍，方法太多太復雜。

施老師的數學語言令人稱道，她批評起學生來，讓人終生難忘。

一次，兩個同學在她上課時小聲說話。施老師轉過身來，放下手中的粉筆，對其中的甲說：“你不能學他呀，他家里的任務完成了一半。”

這句話讓兩位同學一下子不說話了。不過，解釋這句話卻要費點功夫。

乙家的任務完成了一半，指的是乙的姐姐考取了師范學校，跳出了“農”門，剩下這個弟弟，考取當然好，考不取，他父母在鄉鄰面前也有面子。這句話有兩層意思，乙的父母家教有方，乙的姐姐通過認真學習和考試改變了命運，了不起；至于乙呢，考取考不取，就不那么重要了，這是拐著彎批評乙的不知進取。說甲沒有資格學乙，看似對甲的規勸，暗指甲的糊涂。

一句話，一石二鳥，含而不露，旁邊的學生莫知所云，甲乙兩人自是心知肚明，滿面通紅。施老師說完繼續在黑板上演算。

同學說，寧愿被體育老師揍一頓，也不想聽施老師的諷刺挖苦。

施老師對同事說話也是這樣。一個代課的外語教師，二十五六歲，二十多歲的妻子隨他住在學校里，占用了學校的水電資源。外語老師的妻子常常幫施老師做些零活，施老師有時也放下手中的教科書，跟她聊天。有一次說到衣著打扮，她說：“像我們這些中年婦女，衣服就應該大大方方。”

外語老師的妻子回來對老公嘟囔了半天：“她，當然是中年婦女，我比她小二十歲，怎么就是中年婦女了？你老婆是中年婦女，你知道啵？”

一個老師考取了研究生，到西部一所高校讀書深造，跟施老師辭行。按理說，這時說幾句祝福的客套話很簡單，她說：“干嘛要考到那么遠的地方，西安，西安有什么好，能有我們小鎮好嗎？”

西安一定有不如小鎮的地方，離開父母他鄉求學，總有不便。她是這個意思嗎？

還有一個老師調到城里工作，請了朋友聚餐告別，施老師被邀，她在席間說：“這世道真是亂了。城里人莫名其妙被弄到鄉下；明明是鄉下人卻要跑到城里去。”

施老師說的未必完全不是事實。她按照自己對外部世界和秩序的理解，不加修飾地說出了內心想法。她省略了一些圓潤、溫暖的詞語，剩下一些孤單、尖銳的詞語構成了嶙峋的句子，表達的觀點就顯得不那么善解人意。許多人可能懷著和她同樣的想法，但大家早就知道如何選擇合適的詞語，構成完美、虛假、彼此都能接受的世界。

施老師讀完高中就下放農村，三十多歲轉了戶口，在農村成家生子，回不了原來的城市，一輩子做了農村的城里人。她分析數學試題如庖丁解牛；她在鄉下待了大半輩子，一直沒有學會如何應對鄉下世界，她腦海里的詞語在她四周形成了一個透明的圈套。1990年，施老師被任命為校長。鄉下中學的老師，都是本鄉本土人，讀過十多年書，比一般的農民文明，仍保持著農民和鎮上小商人的狡黠。當老師和做校長是兩碼事，就像車水和犁田是兩碼事，不能用車水的方法來使喚耕牛。管理學校比上好一門課難多了。

學校宣布任何一項決定，總有年資深的老師提出不同意見。譬如，施校長要求全體老師上班期間不能離開學校，不能遲到早退。這本是無需討論必須遵守的規則。但學校那時連圍墻和大門都沒有，就是稻田中間土丘上的三四棟房子，這土丘原來是墳地，十多年前，遷走墳地才蓋起這所學校。

有老師問：“離開學校是說不能離開宿舍，還是不能離開教室？如果是不能離開教室，請問距離教室多少米就算是離開了學校？這個距離是直線距離還是實際步行的距離？誰來測量？用什么工具測量？誤差怎么處理？”

說這話的是物理老師，平時謙和有禮的一位老教師。

施校長沒有理會他。

地理老師問，“我家住在鎮上，我計算好了時間出發，本來能準時到達學校，不巧我的自行車鏈條掉了，或者我的輪胎被扎破了，我肯定就要耽誤時間，這樣的情況算不算我遲到？”

施老師仍然沒有回答。地理老師繼續描述鏈條脫落他雙手油污的樣子。“我總得到路邊的小河里去洗洗手，對不對？洗一次手，也會浪費幾分鐘時間。我不洗手怎么扶車把？我是中學老師，體體面面，不能為了急著趕到學校把自己弄得狼狽，對吧？何況那段時間我并沒有課，我也沒有耽誤學生。”

施老師強調的規則并無問題，這些老師的陳述和描繪的現象也都能理解。他們使用共同的詞語，表達了完全不同的意思。大家坐在會議室里，臉色嚴肅，一本正經，卻各懷心思，最后會議沒有形成任何決議。學校照常運轉，那些看似嚴謹的詞語，就在會議室上方蒸發了。

施老師站在黑板前游刃有余，批評起學生，粗心的學生幾無知覺，聰明的學生知恥而后止。她跟同事聊天，或者管理一所學校，無論使用城里的詞語還是鄉下的俚語，都不免捉襟見肘。課堂上，那些被她俘虜的柔順的詞語，在跟物理老師、地理老師的對陣過程中，變得不規則起來，一個個蹦蹦跳跳，把握不住。施老師選擇沉默時，詞語全都隱身了。

施老師現在快八十歲了，她雖然還能說話，似乎也能交流，但大都答非所問。當年那些能折能彎的詞語，那些棱角被磨得圓熟的詞語，是她盛年的智慧和力量，雖然有時也不免暴露一些遺憾。現在倒好，絕大多數詞語，在她的腦海里漸漸失去意義。

陪伴她的是她的老伴，老伴此刻對她來說也是個影子般的存在。分辨詞語的意義與模糊詞語的意義，哪個更能幫助一個人與世界、與他人好好相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