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當上海、南京相繼淪陷，戰火蔓延至華南，偏居一隅的香港成為連接內地與世界的文化橋梁，也成了愛國知識分子隱蔽而堅韌的抗爭陣地。在這片被英國殖民者統治的土地上，一位出身臺灣愛國志士家族的作家、學者——許地山，在1935年至1941年執教于香港大學期間，以教育為根基、以文化為武器，構起一道獨特的精神防線。這位以筆名“落華生”和散文《落花生》為人熟知的著名作家，既是課堂上的學者，也是秘密抗日活動的組織者；既是抗戰文學創作的實踐者，也是民族文化認同的重塑者。這位跨越海峽的知識分子，在殖民地的夾縫中，以文化之光照亮民族救亡的征程。

許地山 資料圖片

血脈里的抗日基因

許地山原名許贊堃，字地山，筆名落華生。1893年生于臺灣臺南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家庭。許地山的父親許南英是清代臺灣33位科舉進士之一，更是甲午戰爭后臺灣民眾抵抗運動的領導者。

1894年甲午戰敗，清廷于次年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臺灣民眾“哭聲達于四野”，誓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時任臺南籌防局統領的許南英，毅然投筆從戎，率領義軍在新竹、臺中一帶與日軍血戰。據《臺灣通志》記載，許南英組織鄉勇在彰化八卦山阻擊日軍，后雖因為武器落后居于下風，但其英勇壯舉，已成為臺灣抗日史上濃墨重彩的重要篇章。

1895年，面對日軍的懸賞通緝與殖民統治的多重壓迫，許南英不得不散盡家財，帶著許氏家族內渡大陸。這段顛沛流離的抗日經歷，不僅刻進了許地山的童年記憶，更成為家族代際傳遞的精神基因。許地山的第一任妻子林月森是臺灣抗日志士林祖密的妹妹，而許氏家族與丘逢甲、汪春源等內渡愛國人士一直保持著密切往來，這些內渡家族，構建起一個始終心系臺灣回歸的跨海文化圈。

輾轉流離、四處奔波的許南英，希望子女們以國家興亡為己任，去外面闖蕩。而出外闖蕩、增廣見聞的最終目的，是進一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這樣的家訓，也深深影響著許地山日后的文學創作和文化抗日行動。

青少年時期的許地山，親歷了國家破碎的切膚之痛。他在自述中寫道：“入世以來，屢遭變難，四方流離，未嘗寬懷安枕。”這種憂憤，不僅源于家族記憶，更來自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深刻認知。比如許地山早期作品《黃昏后》的主角關懷，在甲午戰敗后心灰意冷，帶著兩個幼小的女兒避居硇洲島，沒料到該島竟然又被法國殖民者占領。這個虛構卻又真實的情節，正是許地山少年時代目睹列強瓜分中國的心理投射。小說的主角除了深情地思念亡妻，也時刻直面被列強殖民的羞恥和家國破碎的隱痛。許地山滿懷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悲憤，有意識地透過歷史場景，敘述甲午戰爭帶給同胞們的傷痛，也讓讀者明白：當一個民族連腳下的土地都守不住時，所謂的避世“安枕”，不過是自欺欺人。

1935年9月，許地山與夫人周俟松攝于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辦公室露臺。資料圖片

對帝國主義的警惕

1917年，許地山赴北平求學，考入燕京大學文學院，同時與燕京大學進步學生瞿世英、北京俄文專修館的瞿秋白、北京鐵路管理學校的鄭振鐸等人志趣相投，結為莫逆之交。1919年11月，許地山與朋友創辦《新社會》旬刊，以筆為刀，解剖當時的社會弊病。

從燕京大學文學院畢業后，許地山又繼續在該校攻讀比較宗教學。1921年，許地山和鄭振鐸、王統照、茅盾、葉圣陶等人共同發起了“文學研究會”，主張“為人生”的文學，是新文化運動中成立最早、影響貢獻最大的文學社團。

1923年起，許地山先后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留學，他的研究領域廣泛，橫跨人類學、宗教學、社會學與文學。異國的求學經歷，絲毫沒有動搖許地山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反而增強了他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警惕。

1925年2月13日，北京《晨報》刊登了一篇題為《勸華商勿參加不列顛帝國展覽會留英學生之意見》的文章，“許贊堃”的署名也在其中。文中，許地山與幾位留英學生直言不諱地批判展出殖民地土特產的英帝國展覽會，認為那不過是“夸耀帝國主義”的展覽。而香港華商卻爭相報名，渾然不覺這是被殖民者對宗主國的拙劣諂媚。許地山與眾留學生呼吁同胞：莫要為了一時虛榮，成了帝國主義炫耀暴力的工具。

許地山對帝國主義的警惕，不僅針對英國。對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的殖民政策，許地山更是深惡痛絕。1930年，蕉農（宋斐如）翻譯日共創建人山川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許地山為其寫序。在序言中，許地山擲地有聲地說：“我們不要忘記漢族底子孫有一部分已經做了別族奴隸，做了所謂被征服的劣等民族，做了亡國奴！這一部分中底最大部分便是臺灣人！羞恥和悲憤應當時常存在住在中國底任何國民底心里。” 在序文中，許地山詳細說明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民沒有參政權，也沒有平等教育權，并大聲呼吁全體中國人民關注臺灣的苦難。而為了支持臺灣的抗日力量，許地山在燕京大學期間也秘密參與臺籍人士陳其昌、謝南光、翁俊明等人組織的抗日團體，與臺灣同仁們共同謀劃讓臺灣回歸祖國的路徑。

許地山與瞿秋白、鄭振鐸、耿濟之等人交情深厚。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初，他們就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是志同道合的患難兄弟。許地山更與瞿秋白合作，創作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革命歌曲之一《赤潮曲》：“猛攻，猛攻，搥碎這帝國主義萬惡叢！”還創作了愛國歌曲《衛護我中華》，強調要永保先人功業和民族光榮。這些實踐表明，許地山的反帝思想已從文化批判升華為行動號召——不僅要揭露侵略者的暴行，更要用各種媒介與渠道，喚醒人民群眾的反抗意識。

1927年，許地山學成歸國，在母校燕京大學任教。之后陸續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兼課，受到青年學子的熱烈歡迎。1935年，許地山在燕京大學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當時的平津遭受日軍鐵蹄踐踏，籠罩著血腥恐怖的氣氛。8月1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同胞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拯救民族危亡的主張。許地山和許多進步人士奮起響應，堅決擁護。

許地山還時常在救亡會、演講會上為學生分析局勢，講解學生運動應有的方向。然而這些擁護中國共產黨、積極支持學生抗日救亡活動的行為，讓許地山被當作異己，遭到燕京大學教務長司徒雷登等守舊派人士的排擠，最終被解聘。

此時，香港大學登報招聘中國文學教授。許地山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學位，研究領域涉及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歷史學與考古學，擁有豐富的海內外學術人脈；而他幼年隨父抗日輾轉四方，能說非常流暢的英語、粵語、國語、閩南語，在香港教學、生活完全無障礙。香港大學文學院也正需要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的學者來執掌。于是，經胡適引薦，許地山在1935年9月1日抵達香港，前往香港大學就任文學院院長，開始進入香港文化圈。

1920年5月，許地山在《新社會》雜志發表文章《“五一”與“五四”》。資料圖片

夾縫中的隱蔽抗爭

香港在1841年鴉片戰爭后就被英國殖民統治，島上同時存在多重政治勢力。英語是當時香港的官方語言，中文被視為“土話”；教育體系以教會學校為主，課程中充斥著對殖民歷史的粉飾；更關鍵的是，港英政府不愿對日本采取敵對姿態，抗日活動難以公開進行。但許地山敏銳地意識到，越是這種被殖民統治的地區，就越需要努力延續中國文化的火種。

就任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后，許地山做的第一件事是“拆墻”——拆除殖民教育的思想圍墻。他考察之后發現，港大的中文教育仍以八股文為主，課程設置脫離現實，學生對中國歷史與民族命運缺乏具體的認知。于是，他參照內地高校的課程體系，將傳統的中文系拆分為文、史、哲三系，并增設“中國近現代史”等課程。許地山深知單靠自己的課堂無法喚醒民眾，于是他利用自己在國際學術圈的影響力，先后引薦陳寅恪、馬鑒等知名學者到港大任教，并積極推動港大與內地高校建立學術交流機制。

與此同時，許地山以香港中英文化協會主席的身份，在殖民政府與民間搭建起溝通的橋梁。1938年，在他的斡旋下，中英文化協會成功舉辦了一場“英、美、中三國書畫藝術展覽會”，邀請到香港總督夫婦出席。這場展覽表面上是單純的藝術展覽，實則是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爭取合法性的關鍵一步。

“保盟”是宋慶齡在香港組建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旨在向海外華僑與國際社會募集物資，支援內地抗戰。但港英當局對“抗日”字眼極為敏感，甚至禁止使用“抗敵”稱謂（因此香港的“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全國唯一沒有“抗敵”二字的分會組織）。許地山利用自己的學術權威地位與社會關系，多次通過舉辦茶話會、藝術展等活動與港英官員溝通，消除他們的疑慮，最終促成保盟獲得信任，成功開展接下來的抗日活動。

表面上看，許地山在港期間沒有正式擔任保盟的職務，但他積極參與保盟的活動。保盟的領導成員之一貝特蘭，就長期借住在許地山家中，開會時也時常與許地山夫婦一起商討募集醫療器械食品等物資以及運輸路線等事宜。而其他來自香港大學的成員，也在保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據愛潑斯坦回憶，正因為有了香港大學教師和中英文化協會的暗中支持，“港英當局對我們不錯，雖然監視我們，但不妨礙我們的工作”。

保盟在香港做了大量的抗日募捐工作，部分用以購買藥物，支持八路軍、新四軍和根據地，甚至新四軍的通信設備也是保盟募捐的。其中，少不了許地山以中英文化協會主席身份進行的暗中幫助。此外，在抗日戰爭進入持久戰的重要關頭，臺籍抗日人士如謝南光、宋斐如、翁俊明、謝東閔等人在香港展開情報工作，許地山對他們也給予了有力的支持。自始至終，在香港這塊抗日工作極難開展的區域，許地山都堅持著他的理念，沒有絲毫懈怠動搖。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許地山聯合400多個香港的文化人發送電報至重慶國民政府，反對槍口向內。2月1日，香港文化界發表共同宣言，呼吁團結和平停戰，許地山第一個在宣言上簽名。之后，許地山又撰寫雜文批評國民黨官員貪污腐敗、公器私用，把國防變成黨防。在《七七感言》等文中，許地山以“吠家狗”“饕餮貓”隱喻漢奸與腐敗分子，呼吁國內文化界應該進行“打狗轟貓”的內部凈化，體現文化抗戰的尖銳性。凡此種種，都可看出他一心抗日、主張槍口對外的憂憤之情。

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里，許地山打破了殖民思想的桎梏，透過隱蔽而曲折的方式把香港打造成抗戰的文化前哨。而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之一，許地山這位跨越海峽的知識分子，同樣也通過大量文學創作、公共演講與文化活動，在“孤島”之中重構民族認同，以筆墨為刀鋒，劃破殖民統治的陰霾。

香港《大公報》于1940年7月7日，刊發了5個版面的文藝綜合特刊，首篇為許地山的《今天》，文章標題系許地山親筆書寫。資料圖片

以筆為劍的精神吶喊

作為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和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之一，許地山在港期間，自然也以大量的文學創作來傳達他的抗爭精神。

比如許地山在香港創作的小說《鐵魚底鰓》，主角雷先生是中國最早的公費留學生，回國后滿腔熱血卻報國無門，只得在割讓島上的外國船塢里隱姓埋名打工。雷先生窮畢生之精力，發明出具有“人造鰓”的潛艇，但怎么都找不到奉獻的對接渠道。小說最后，雷先生和他的發明藍圖一起消失在海中。小說中這個有“鰓”的“鐵魚”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許地山通過潛艇發明者雷先生的悲劇，揭露了戰時腐敗的官僚體系對國防新科技的扼殺，并隱喻只有突破海洋封鎖，才能實現真正的民族復興。這篇小說，被郁達夫轉載于新加坡的《華僑日報》，給予極高評價。

如果說《鐵魚底鰓》是對當時中國“硬實力”缺失的反思，那么獨幕劇《女國士》則聚焦“軟實力”的動員。作品將傳統薛仁貴從軍的故事，重構為一曲女性參與的抗戰動員令。劇本中，深明大義的薛妻柳迎春，成為故事中的核心人物。當丈夫薛仁貴猶豫是在家中種田還是從軍時，她立場堅定地表示，國家沒有男子當兵萬萬不成，并以回娘家去施壓相逼，展現出比丈夫更高的思想覺悟。通過對故事的改編，許地山動員女子投身抗戰，讓香港大學女學生會募款支持抗日將士。據記載，該劇排演的票房收入全部捐給內地傷兵，許多女學生看完演出后，更是主動報名參加戰地服務團。

除了通過《女國士》傳遞“男女同責”的抗戰理念，許地山還將顧一樵的《西施》改編為粵語話劇，將“美人計”的傳統敘事轉化為家國大義的現代詮釋；又把《木蘭》擴展為五幕劇，突出花木蘭“替父從軍”背后的女性自覺與民族擔當。這些本土化的抗戰戲劇，不僅豐富了抗戰時期香港的文化生活，更通過粵語方言的改編，把抗戰從口號變成了可感可知的行動，讓當地觀眾產生強烈共鳴。

許地山提倡，抗戰時期要寫帶彈腥味、帶汗味的群眾文學。除了小說創作和鼓舞人心的抗戰歷史戲劇，他也創作了大量針砭時局、具有深刻批判意味的雜文。在《英雄造時勢與時勢造英雄》一文中，許地山強調，戰爭在假英雄的眼光里是一種賭博，但今日我們渴望的是真正的英雄，戰爭是正義的最后保障，我們應該為正義而戰。他還在《七七感言》里痛陳：暴虐日本雖帶著王道面具，卻具足了畜道的特征。我們除了對外抗日，同時也應該在內部進行自我清理，并呼吁知識分子不可意志薄弱、悲觀迷途。《國慶日所立底愿望》指出：我們要自立自強，不要期望有其他人來輔助我們。“靠別人建立的國家，那建立者一樣可以隨時毀掉它，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別人是絕對靠不住的。”在《今天》中，他強調要好好地清算七七事變的“血賬”，尤其是不可依靠外國勢力。“我們底命運固然與歐美的民主國家有密切的聯系，但我們底抗戰還是我們自己的。”這些呼吁振聾發聵，許多觀點即便是放在今日，仍具深刻意義。

公共空間的文化啟蒙

雖然抗日活動受到了港英當局的阻撓，許地山在港期間仍進行了多維度的文化抵抗，展現了其作為知識分子的民族擔當與文化使命感。

首先，是重視公共演講的啟蒙作用，以演講喚起民眾的民族意識。許地山在港期間舉辦50余場文化講座，主題內容包括移風易俗、學術研究、抗戰宣傳等等。許地山一再強調，在特殊地區辦教育要注重民族意識，所以他演講主題常常緊扣著民族未來以及文化傳承。如《青年對于人類之使命》《抗戰中文藝寫作應取方針》《作家的責任》《中國之命運與青年》，這些演講主題富有強烈的時代感又能鼓舞人心，尤其是將國家存亡與香港命運緊密結合，破除了“孤島心態”。許地山批判殖民教育，多次強調“香港與內地血脈相連”，主張香港人不能做孤島之民，應該與內地同胞同呼吸共命運，共赴救亡圖存之路。許地山的演講，從來不是高高在上的說教，而兼具學術深度與戰時動員性，深受人民群眾歡迎。這些在港大禮堂、香港青年會、九龍勞工子弟學校等處舉行的講座，聽眾既有高校學生，也有碼頭工人和家庭婦女。

除了大量的公開演講，許地山也擔任許多青年文學社團的文學指導，作文比賽、演講比賽、論文比賽的主考、評閱人，還會利用晚上時間給流亡青年補習。這些公開演講和課余活動，喚起了香港社會的民族意識，發揮了啟迪民智的重要功能。

作為香港文協的主席，許地山推動了許多文化活動。概括起來：一是創辦報刊，推廣抗戰文藝創作；二是開展文藝理論論爭，如“文藝大眾化”“民族形式”“抗戰詩”等文藝理論的討論；三是推廣文藝通訊員運動，動員大量香港青年；四是開展紀念魯迅先生活動，以及為郭沫若先生祝壽的活動。在港期間，許地山不但團結了以左翼作家為代表的南下文人進行抗戰宣傳，也團結了國民黨等各方面文人，共同推動文化抗戰。

1939年，香港成立了中國文化協進會，選出理事27人，與香港文協交集的人有許地山、楊剛和戴望舒。如果說香港文協是一個純粹的文藝寫作者的團體，那中國文化協進會關注層面更廣，致力于文藝、學術、教育、繪畫、新聞、戲劇、音樂、電影、社會服務等多方面。全面抗戰期間，中國文化協進會在香港取得的成果，包括建立圖書館，舉辦藝術觀賞、廣東文物展、歌詠比賽、學生征文、現代畫展、文化講座，編印廣東叢書等。

許地山是香港文協的主席，也是中國文化協進會的理事和宣傳組主任。以“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為宗旨，協進會在香港舉辦了“廣東文物展覽會”。在為這個展覽會所寫《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略》的長文中，許地山敘述了英國殖民者如何通過兩次鴉片戰爭強行割去香港和九龍半島南端，以及甲午戰爭后英國殖民者如何強行租借整個九龍地區。文中也特別揭示了英國強行侵占香港的強盜邏輯，和借以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亞羅號事件的真相。透過這種有理有據的學術梳理，許地山還原了歷史，重構了香港的文化認同。

許地山在教育方面的重要貢獻，是使香港的殖民教育向中華文化本位回歸。當時香港學校的教育體系不重視中國的歷史地理，許地山來香港之后，特別注重對歷史地理的考察研究和宣傳，以大量的翔實史料，說明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抨擊英國帝國主義強占香港的惡行。后來，許地山把這篇長文改寫成《香港史地探略》。

盡管遇到許多阻礙，許地山仍然奮不顧身地重構香港的文化認同和強化民族意識。1941年，出于對珍貴文獻保存的使命感，許地山接受鄭振鐸委托，協助把港大圖書館建成戰時的文獻庇護所，以免文物受到戰火波及。7月，許地山與郭沫若、茅盾、胡風、巴金等作家聯名寫信給世界知名作家賽珍珠、羅曼·羅蘭、埃德加·斯諾等人，呼吁國際輿論支持中國抗戰。信中寫道：“我們的抗戰不僅是為生存而戰，更是為人類正義而戰。請用你們的筆，讓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這封信后來被收錄于《國際反法西斯文學通訊》，成為號召海外支援中國抗戰的重要文獻。

許地山在港期間，致力于溝通中西，竭盡所能地批判殖民地風氣，重塑文化認同，凸顯民族精神，并促進香港與內地以及國際間的文化交流。

1941年8月4日，許地山因勞累過度心臟病突發，在香港寓所逝世，年僅48歲。臨終前，他仍惦記著未完成的文化抗戰工作。今天，當我們回望這位跨海峽知識分子的一生，會發現他的抗爭從未局限于一時一地。從家族的抗日精神傳承，到北平、英美等地的求學啟蒙；從燕京大學的課堂，到香港大學的講臺；從小說創作的隱喻，到公共演講的吶喊。許地山用一生詮釋了何為“文化抗戰”：不僅是對外部侵略的抵抗，更是對民族精神的喚醒；不僅是對當下危機的應對，更是對未來希望的播種。

許地山對于中華民族必須擺脫外部勢力、戒除懶惰、自力更生有著極為清明的警醒。正如他1941年元旦在香港《大公報》發出的《民國一世》所言：“過去的二十九年，在政治上、外交上、經濟上，乃至思想上受人操縱的程度比民國未產生以前更深。現在若想自力更生的話，必得努力祛除從前種種愚昧，改革從前種種的過失，力戒懶惰與依賴，發動自己的能力與思想……我們不能時刻希求人家時刻之援助……更要記得援助我們的就可以操縱我們呀！”許地山所強調的獨立自主、自立自強，仍是照亮我們民族昂首前行的精神燈塔。

（作者：呂明純，系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