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國：民族青春與成長小說，1900-1959》，宋明煒著，康凌、肖一之、樊佳琪、廖偉杰譯，2025年5月出版，366頁，60.00元

“新中國”的概念，作為一種“未來”想象，誕生在二十世紀之初。二十世紀是中國知識分子自覺認同的第一個“世紀”，時間本身被賦予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而中國的歷史有了未來指向。新舊世紀之交，因戊戌變法失敗而流亡海外的維新派青年領袖梁啟超（1873-1929），恰巧在橫渡太平洋的中途感悟世紀更迭的意義：“驀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在新舊二世紀之界線，東西兩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置身世界第一關鍵之津梁。”即將開啟的新世紀預示著改天換地、扭轉乾坤的非凡前景，而梁啟超以詩意渲染的時空體并非實體，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華夏舊邦，而是想象之中居于世界歷史、全球政治版圖的新世紀的未來中國。盡管晚清最后十年開啟的時刻，二十世紀伊始，正值變法失敗、庚子國難，這是一個在政治上空前絕望的時代，但也是在這十年中，孕育了中國現代思想與文學的烏托邦傳統。在梁啟超及其同志的筆下，各種樂觀的政治預言、未來時態的小說敘述造就了想象的“新中國”。

在中國經歷的第一個世紀初，梁啟超將未來中國定義為一個充滿新生活力的“少年”國家，稱“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而他想象的少年中國，借鑒他仰慕的“少年意大利”，是一個漸趨“完全成立”的現代主權國家。與此同時，梁啟超撰述《新民說》，從進取精神、權利思想、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進步、合群、尚武、政治能力等多個方面，勾勒出有“獨立之精神”的理想國民形象。這種種政治論述，最終進入梁啟超提倡的“新小說”，以革新文學來啟蒙民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他并且親力親為寫作政治理想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雖然此作未完，卻成為新小說的經典，為同時代作家表達政治訴求的小說提供了基本的敘述結構及目的論的情節模型。

晚清小說既有揭露社會無邊黑暗面的“譴責小說”，也有種種想象華麗的“理想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首先預設六十年后的中國，已然是一個世界強國，而此強國并非完全抄襲西方列強形態，而是以儒教復興獲得道德上的理想型形態；改良派小說家吳趼人，則在《新石頭記》中從二十世紀初的政治泥潭一躍進入充滿未來色彩的“文明境界”，這一個看似模仿凡爾納科幻奇景的世界，卻處處強調其植根于中國傳統美德的政治制度，以及從中國固有知識傳統演變出來的各種發達科技 ；此外，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反寫十九世紀種族論述，描繪中國出征歐洲，大敗白種民族 ，陸士鄂《新中國》暢想立憲四十年后的中國雄冠世界，萬國博覽會在上海舉辦，而浦東陸家嘴已然是國際金融中心 。這些結合政治狂想與科學小說的作品，在晚清有將近十年的繁榮期，其中孕育的烏托邦沖動，在此后的一個世紀里充盈中國的政治文化空間，以民族自新為基礎的“新中國”論述繼續發揚，持久不衰。

今天距離梁啟超發明“少年中國”，提倡“新小說”，啟發一代作家書寫新中國主題的未來小說，已經過去了兩個甲子。梁啟超在小說中試圖演繹的六十年未來歷史，那個“未來”的時刻表已經走完了兩輪。在哥倫比亞大學撰寫的博士論文《少年中國》（Young China），后來經過修改在哈佛大學出版，這個論述的構架和完成也已經有二十年了。中文版近日由三聯書店推出，我自己檢視一遍，卻頗有一種失落感。自己早已不是當年在圖書館里晝夜寫作不停的青年，而我在書中論述的“少年中國”及其種種表象在當前的語境中都變成過時的大說。

《少年中國》究竟是二十世紀的產物，延續著現代性主題的論述與辯證，其中最突出的象征意義是賦予歷史時間一個目的論的形式。“少年中國”和“新青年”論說的基礎是預設未來的烏托邦愿景。其中交織著現代性的諸種意識與意識形態：社會永久的進化、進步；國家如一個青年那樣的不可逆的成長過程；文學則也是這樣一個不可回流的時間長河中的浮標。《少年中國》著重研究的還是青春話語在文學中的形構過程，這就是現代成長小說的誕生。后者是以單一主人公為敘述主體的現代小說形式，這是近代小說最凝練、最經典的敘述形式，中國青年們走過的一段段人生旅途——倪煥之、梅行素、高覺慧、蔣純祖、林道靜，構造了目的論小說敘事的結構與形態，但同時如是的現代小說也表達了現代性在民族國家層面的精神追求。

原著之所以從1900年開始，結束在1959年，當然從梁啟超提出《少年中國說》到新中國十年獻禮電影《青春之歌》上映，這恰是一個甲子，從話語到意識形態，從論述到小說敘述，都完成了一個趨于經典化的論述。但在此之后，此一奠基在現代性論述基礎上的青春話語和成長小說，在中國文學中逐漸褪色、隱匿。不是說此后就沒有了青春話語和成長小說，但現代性的時間、國族、結構上高度統一的表述和文本卻在此后的又一個甲子（1960-2020）中變得不再那么重要。甚至到了1980-2000年間，對于現代性的反思、反對、超越成為時代的一個新主題。雖然也許并不缺少新青年，但成為時代象征的卻是另外的青年形象——頑主、白領、消費主義者。“青春”成為可以消費的對象、可以浪費的能量，但另一方面“青春”不再成為推動歷史的力量，新一代永遠年輕，似乎再也不會老去了。

我在完成《少年中國》的時候，開始關注到一個令人驚奇的現象：在梁啟超暢想“新中國未來”、開啟了政治理想小說和科學小說的烏托邦敘事傳統的一百年后，中國文壇再次出現了融合政治想象與科幻小說的寫作。新一代作家對中國主題做出各自的回應，無論是光年尺度上雄渾崇高的“光榮中華”，還是地下世界幽暗深邃的“鬼魅中國” ，都在構想不拘一格的“新中國未來”。我稱之為科幻新浪潮的一種具有先鋒意識的寫作，猶如少年中國倒影里釋放出的夢魘，打開現實中不被“看見”的方面，在技術和想象層面打破了現代性的確定與目的論，反而指向測不準的未來。在科幻小說中，無論是《三體》中的黑暗森林，還是《地鐵》中的未知世界，所有此前我們用以解釋現代性的知識、話語和思維定式，都不再有效，如我在此前論述中所說：“表達不可能與不確定的世界，在科學和政治層面想象未來的歷史，超越已知的、可見的空間，這些特征已經使得科幻小說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學類型，它犀利地切入那些（即使是微弱地）意識到有別種可能性的大眾想象與知識思考。”

但我也認為新浪潮對于文學想象主流模式的顛覆意義，不僅局限于科幻這個文類，也以“科幻性”（science fictionality） 的影響在重塑更廣義的二十一世紀華語文學。所謂“科幻性”表征文學對于傳統寫實模式的不滿，放大了文學想象在未知和不確定層面具有的啟示力量， 在科學技術加速重塑世界的呈現方式與人們的感覺結構的情境中，指向超越既有政治和文學范式的可能性。自覺將“科幻性”引入文本實驗的作家，已經越來越多，如科幻新浪潮那樣，打開了不同于二十世紀（梁啟超的世紀）的新面向，而更具有“新”小說的文本實驗自覺。站在二十一世紀的角度回頭看二十世紀的新中國想象，不僅強調出小說敘事的歷史后設意義，而且也往往寫出烏托邦漫長暗影、從機制中發現算法的全面管控、在新民或舊民中看到后人類身影。 過去十五年，我自己未曾預知，由對新浪潮科幻以及呈現“科幻性”的中國小說的分析，在二十一世紀的文學地形圖中讓我用另一種方式重訪“少年中國”，只是此處科幻想象的未來中國，與梁啟超輩們心中的少年中國，已經迥然有異。充滿危機意識和末日意識的科幻小說中，現代性目的論轟然倒塌。當代科幻作家和借用科幻性來寫作的作家，要克服“看的恐懼”，敢于發現別人想不到的“真相”，但在文學的基礎上，他們所遵從的小說倫理，也正是對梁啟超在一百二十年前提出的新小說主張的回應。

最近回應年輕朋友的題目，我將現代性的少年中國理想比作一頭巨獸，《少年中國》所要處理的是現代性這個超級知識-感知結構的發生與嬗變。這個結構在過去兩百年主導世界，但也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后逐漸式微。它的結束，標志著我們時代一種新的“當代”感受的開始——意識到我們的具身性和個體位置，而所有在微觀層面的 “微小抵抗”或“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實在”，針對宏大理想虛空承諾的“逃逸”，而非蔣純祖式的理想耗盡。過去，從梁啟超到楊沫，都在試圖建構一個尚未存在的新世界。今天我們已承載了太多現代歷史文化的重負，它變得巨獸化、怪物化。科幻小說透過克服看的恐懼，去寫詞與物之間的深淵，我使用了“打孔”（perforate）和“穿透”（pierce）的比喻：我們殺不死現代性這頭巨獸，但可以在它身上穿孔。這樣說并不就是反叛少年中國理想，而是當這個理想從夢想的種子變成充塞時空、無處不在的巨獸時，我們在各自位置上能做的事——一種更微觀的抵抗和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