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戰時期的上海，曾有一家秘密出版機構復社，在白色恐怖情況下，先后出版了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等出版物，仿佛如磐風雨中的精神風標、指路明燈，而其本身也在中華民族抗戰歷史上，留下文化人不屈的身影。國外有學者撰述戰時上海文化人的狀況，概括為撤離、隱匿和投降，而實際上他們的主流是巋然的氣節，復社就是關于堅守的故事。但迄今關于復社的情況，仍只有少數當事人語焉不詳的記述，原始檔案更是屈指可數。

戰時蟄居上海的鄭振鐸先生，稱復社為“敵人憲兵隊里所認為最神秘的案卷”。他是復社主要成員之一，抗戰勝利后寫了一系列回憶戰時上海的紀實性散文，發表在上海《周報》上，并以《蜇居散記》為題結集出版。文章都不長，其中有一篇《記復社》，也僅二千字左右。這是唯一一篇當事人專門寫的回憶文章，其中提及的人和事頗值探究。

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鄭振鐸《蟄居散記》書影（鄭源提供）

關于復社的起因，鄭振鐸說，就是為了要出版《魯迅全集》，“先來組織一個出版機構”，一個不公開、不掛牌的秘密出版機構。這提議，發動于胡愈之先生，時間是1937年底。復社由胡愈之任社長，成員額定30人，實際人數約20余人，包括胡愈之、鄭振鐸、許廣平、周建人、王任叔、陳鶴琴、張宗麟、沈體蘭、黃幼雄、胡詠騏、馮仲足（馮賓符）和胡仲持等著名文化人，后又增補了陳志皋、周予同、李健吾、吳承禧、孫禮榆等人。復社的日常工作由秘書張宗麟（中共地下黨員）主持，對外稱經理。

其實復社首先翻譯出版的是《西行漫記》，而非《魯迅全集》。參與翻譯《西行漫記》的胡仲持，是復社成員，胡愈之的弟弟，復社就設在他們昆仲家里；胡仲持在1938年版《西行漫記》的譯者附記中寫道，“這是復社出版的第一本書，也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自己編印，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書”。許多當事人，包括胡愈之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

1938年復社出版的《西行漫記》扉頁

《記復社》對《西行漫記》未置一詞，更未提復社與《西行漫記》的關系，并不是鄭振鐸不清楚；很有可能就是，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繼續實行白色恐怖，《西行漫記》屬于查禁讀物，鄭振鐸在文章中不便冒然透露，以免牽連胡愈之和其他復社成員。《西行漫記》比起《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的原名，已經隱晦不少，而且版權頁也不寫復社的實際辦公地，即巨籟達路174號，卻故弄玄虛地寫了香港皇后大道某號。即便如此，此書出版后，仍一直遭到日偽、租界當局和國民黨政府的查禁，歸入“禁書”之列，蔣介石還親自下過查處令。

1939年3月15日，蔣是日日記，事緖繁雜，第一條要點，即下令“追究《西行漫記》出版處”。除《西行漫記》外，斯諾在華出版的大部分著作都屬于查禁讀物。皖南事變后，斯諾通過廖承志的關系得知相關消息，立即通過美國《星期六晚郵報》報道了事變的真相，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大為惱火，終于下令取消他的在華記者證。

二

《西行漫記》的出版，可說是復社的開門紅，為出版《魯迅全集》積累了經費和經驗。當時魯迅的大量文稿，經許廣平的辛勤搜集和初步整理，都留在上海，要是萬一散失了就是無可挽回的損失。上海局勢已經非常緊張，胡愈之、許廣平和鄭振鐸等復社成員，都希望像出版《西行漫記》一樣，能趕在日軍占領上海租界之前，完成《魯迅全集》的出版。

復社因《西行漫記》暢銷賺了一些錢。就在這項資金積累的基礎上，1938年復社成員承擔起出版六百多萬字、二十巨冊的《魯迅全集》的突擊任務來，許廣平在編校后記中，簡要介紹了復社接手出版《魯迅全集》的緣起與程，并稱“復社諸君子，盡海上名士”，“董其事者”有胡愈之、張宗麟、黃幼雄、胡仲持、鄭振鐸和王任叔等六人。

上海魯迅紀念館藏1938年《魯迅全集》乙種紀念本第1號

《魯迅全集》有三種版本，甲種本、乙種本和普及本，同樣發行預約券。甲種本一百元，乙種本五十元，普及本鄭振鐸回憶說只需要八元五角（售價十二元）。鄭振鐸又說，復社的成員凡二十人，每人交了五十元社費，復社就拿這一千元作為基礎，編輯出版《魯迅全集》。另外還發動了好些人，在各方面征求預約者。據李健吾回憶，鄭振鐸也向他預約湊錢，問他：“你有五十元錢嗎？你能約你頂熟的朋友也出五十元錢嗎？大家要湊錢出《魯迅全集》，可是走漏風聲，就性命攸關啊！”李健吾立即回家取了五十元錢交給他。

《魯迅全集》的出版，從編校、抄寫到排印、出版，用了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又一次體現了孤島時期上海文化人的戰斗韌性。鄭振鐸說：“居然，這煌煌廿巨冊的《魯迅全集》，象奇跡似的，在上海，在敵偽環伺偵察之下，完成出版的工作了！”

三

顯然，成立復社的初衷，是為了翻譯出版《西行漫記》。然而，復社的成立，又不僅僅是為了翻譯一本《西行漫記》。那么復社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組織，它的性質內涵是什么呢？為什么敵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予以偵緝破壞呢？有作者稱《西行漫記》《魯迅全集》這樣的巨著，居然是上海復社這樣一家“地下”和“民間”的出版機構出版發行，這對現代文學及其出版史而言，多少暗含幾多譏諷。這實在是不了解時代背景和復社的歷史地位了。

幸運的是，上海市檔案館保存有兩件復社的原始檔案，可窺一斑。檔案一為復社社約，一為復社第一屆年會記錄（1939年4月1日）。

復社《社約》和第一屆年會記錄（上海市檔案館藏）

復社“社約”，稱復社的宗旨是“促進文化，復興民族”，主要任務有三項：1、編印各項圖書；2、發行定期刊物；3、搜集抗戰史料并整理保存之。而據1939年4月1日復社第一屆年會記錄，除西行漫記、魯迅全集外，“繼續出版《列寧選集》，在可能范圍內，在今年全部出齊。”其他值得注意的出版項目有：籌辦出版百科全書；計劃翻譯《高爾基全集》，采取每月出書方法，預計一年內出齊；繼續印行正續《西行漫記》；《魯迅全集》再版；世界侵略地圖（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再分割）；其他有關于政治、經濟、文學的巨著至少五部。

在抗戰初起的特殊背景下，在許多機構和人員忙于轉移的緊迫情況下，復社的文化人卻堅守陣地，以筆為槍，且尚有如此宏大眼光和戰斗意志，捍衛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尊嚴和精神高度，怎不令人肅然起敬。

由于復社成員多為地下黨員和左翼文化人士，并秘密出版《西行漫記》、《魯迅全集》和《列寧選集》等書，因此日偽以及后來國民黨軍警一直企圖偵緝破壞，胡氏兄弟都上了敵人的黑名單。期間也多次發生危險，可以說是險象環生。胡愈之離滬去武漢后，弟弟胡仲持在家里主持復社的工作，朋友們都知道他為人厚道，對人熱誠，是個典型的“熱水瓶”性格的好人，但面臨著愈來愈恐怖的環境，甚至送上門的恐嚇信和子彈，胡仲持毫不畏懼。

胡愈之像

日偽憲兵曾找到巨籟達路（巨鹿路）174號胡家，說是搜查復社，胡仲持夫人范玉蘊說：“這里是住家，沒有什么社！”敵人還是逮捕了臥病在床的胡仲持，以及陳明和胡霍兩位工作人員。由于敵人查找不到真憑實據，復社的檔案也已被胡家人燒毀以免后患，他們三人又都緊咬牙關，堅不吐實，最后通過關系先后脫險。不久以后胡仲持去了香港，年輕的陳明去了新四軍根據地，在一次戰斗中英勇犧牲。

1960年，胡仲持和夫人范玉蘊在北京留影

四

鄭振鐸《記復社》文中說：“聽到不少關于敵人們和敵人的爪牙們怎樣怎樣的尋蹤覓跡的在追找復社和復社的主持人的消息。也有不少人因復社的關系被捕過。但都沒有吐露過關于復社的一絲一毫的事。”他特別提及了兩位復社成員許廣平、馮賓符和文化生活社的陸蠡，他們都被敵人逮捕關押過。

珍珠港事件后，許廣平即在上海霞飛路寓所遭日軍憲兵逮捕，各種卑劣手段都用上了，甚至上了電刑，逼迫她交代留滬文化人和復社的線索。但她“不曾吐露過關于復社的片語只言”。四年后，許廣平將她獄中的這段經歷寫成了《遭難前后》一書，連載于1946年的《民主》周刊，次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印成單行本。此書由鄭振鐸作序，說：“我的得以安全的隱藏著，躲過了這悠久的四年，可以說完全是食她之賜。”許廣平被捕后，鄭振鐸次日便離家出走，幾經躲藏，后入腳在上海居爾典路一條偏僻小巷的一幢小樓里，即今高郵路5弄25號。

馮賓符是《西行漫記》十二位翻譯者之一，曾在商務印書館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志》擔任編輯。在翻譯《西行漫記》時，還發生過一件哭笑不得的事，有個竊賊半夜潛入馮家，黑燈瞎火的將書稿連同錢財一起盜走。沒了原稿，他一籌莫展，后來幾經波折，在一位英國僑民那里找到一本，才解了燃眉之急。

高郵路5弄25號。1942年至1945年，鄭振鐸曾在此處蟄居（鄭源提供）

抗戰期間馮賓符先在麥倫中學，后任儲能中學負責人。他曾邀地下黨員的樓適夷前來執教，結果被日偽特務發現前來捉人，他催促樓適夷迅速轉移之后，自己卻被捕了。在獄中，日寇刑訊逼供，企圖從馮賓符口中弄清復社和上海文化界進行抗日救亡活動的情況，卻遭到嚴詞拒絕。樓適夷有《憶仲足》（仲足是馮賓符的字）一詩憶及此事：“最憶儲能馮仲足，照人肝膽明如月，插刀兩腋為同儔，烈火酷刑煉鐵骨。”

并非復社成員的陸蠡（字圣泉），當時在吳朗西、巴金等人創辦的文化生活社當編輯，本身是一位優秀的散文家和翻譯家。《記復社》寫道，“文化生活社的陸蠡先生被捕時，聽說也曾向他追究過復社的事。即使他知道若干，他如何肯說出來呢？”

在戰時被捕和犧牲的文人中，陸蠡如郁達夫一般神秘失蹤。1942年4月，日本憲兵查抄文化生活出版社，搜去一些有關抗日的書籍。陸蠡當時并未在場，但他知道消息后前去交涉，結果一去不回，當然是被日兵扣留并慘遭殺害。朋友們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一直以失蹤者等待他的歸來。他是如何被殺的？又被埋在哪里？這一直是個慘痛的謎，深深刺痛著朋友們的心。抗戰一結束，陸蠡遺孀張宛若便呈書當局要求追查丈夫的下落，當然也沒有下文。巴金寫過極為沉痛的《懷陸圣泉》一文，“雖然他是一個視死如歸的人，但他為什么必須死呢？”

五

胡家被敵人搜查，胡仲持等人被捕，據說還不止一次，復社被迫解散。近蒙鄭振鐸嫡孫鄭源兄提供其祖父日記（未刊稿），有兩處記載胡仲持被捕和獲釋。1939年5月23日日記：“得驚人消息：知仲持被陷。……仲持素有精神病，經不起刺激。恐將舊患復發。”24日又記：“知仲持已脫險，甚喜。但病狀果又發作。”

鄭振鐸像（鄭源提供）

此后直到抗戰結束，復社再也沒有任何一位復社成員被捕，更沒有因此犧牲，恰如鄭振鐸所說：“敵人們疑神疑鬼了很久，偵察了很久，但復社是一個鐵桶似的組織，一點縫兒也被他們找不到。”

出于同樣的考慮，鄭振鐸雖然多次去胡家，但其時寫的文章、日記里，從未提及復社二字，更未透露具體地址。查現存鄭振鐸1940年、1943年和1944年日記，沒有提及過復社的任何信息。新近公布的鄭振鐸1939年1月至2月日記，僅有1月17日簡略記載：“又到巨籟達路一談”，巨籟達路哪里？與誰談？盡在不言中。可以推測，這里就是復社解散之前，復社所在地的胡家了。

鄭振鐸稱，《記復社》是第一次“披露”復社的情況，不過細讀全文，同樣沒有泄露復社的地址。他清楚，復社不僅在敵偽時期需要處于地下狀態，抗戰結束以后，國民黨軍警照樣虎視眈眈。為了保護相關人員，仍然需要加以保密。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胡愈之胡仲持昆仲的家即是復社所在地，位今巨鹿路瑞金一路中德醫院舊址旁，系一幢沿街單間三層樓房，前門是巨籟達路（巨鹿路）174號，屬法租界，后門是福煦路(延安中路)安樂邨，屬英租界。這種三不管地段進退方便，利于秘密活動。當時胡家一樓和二樓亭子間都被復社占用辦公，家人則擠住在二三樓。

巨鹿路174號復社舊址（20世紀90年代攝）

復社只存在了短短約四年時間，何須說其他事業，只要提及它出版的《西行漫記》《魯迅全集》兩書，便足以在近代上海文化史留下不朽的印記了。時過境遷，歷經滄桑，胡家樓房在舊區改造中早已被拆，變身為延中綠地的一部分，如今漫步其間，但見綠樹常青，溪水長流，文化前輩們的奮斗已經有了最好的回報。如果可以的話，筆者建議在復社原址樹一碑記，再為上海增添一處紅色標記，以紀念那些文化戰士們的英勇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