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淪陷八年。期間，城內信息斷絕、人鬼雜居，如同一只巨大的牢籠，因此也被稱為“籠城”。生活在籠城內的蕓蕓眾生，日日都面臨著“生”與“死”、“拒”或“降”的抉擇，卻因為巨大的羞恥感而對這段歷史諱莫如深。如今，人們往往只能通過《四世同堂》等文學作品，才能去回望那段歲月。

《四世同堂》的時間線是抗戰(zhàn)全程，小說雖然是虛構的，但具體的描寫，連一株花草都是真實的。老舍身在重慶，心卻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北平城里的小羊圈胡同，他在抗戰(zhàn)時期，仍堅持寫這部小說，就是要替北平老百姓發(fā)聲：忍辱偷生會死；鼓起勇氣反抗的，反倒可能有生路。

今天，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的時候，我們擷取《四世同堂》中的若干描寫，結合史實，還原文字背后的真實，也向那些不屈的傲骨致敬。

千里刀光影

1937年，全副武裝的日軍在東交民巷向外窺視。

守衛(wèi)盧溝橋的29軍。方大曾攝

1937年7月31日，宛平城門處，一名舉著白旗的中國士兵在傳遞雙方談判信件。

“自從我小時候，咱們就受小日本的欺侮，我簡直想不出道理來！得啦，就盼著這一回別把事情鬧大了！日本人愛小便宜，說不定這回是看上了盧溝橋。”

玉泉山的泉水還閑適地流著，積水潭、后海、三海的綠荷還在吐放著清香；北面與西面的青山還在藍而發(fā)亮的天光下面雄偉地立著；天壇，公園中的蒼松翠柏還伴著紅墻金瓦構成最壯美的景色；可是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掉了往日的關系；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蒼松與金瓦的上面，懸著的是日本旗！

“我自己應當作個和國家緊緊拴在一處的新人，去贖以前袖手旁觀國事的罪過！我不是被國事連累上，而是因為自己偷閑取懶誤了國事；我罪有應得！從今天起，我須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去保全性命，好把性命完全交給國家！”

——《四世同堂》

淪陷日

“祁老太爺什么也不怕，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四世同堂》開篇第一句，老舍就拋出懸疑：老太爺?shù)陌耸髩劬烤褂袥]有慶賀成功？

對于身處“上帝視角”的讀者來說，這個疑問毫無懸念，小說從第26頁就進入了正題：“天很熱，而全國人民的心都涼了，北平淪陷”。

今天的讀者自然知道，1937年日寇來了，占領北平長達8年，但對身陷其中的老百姓，甚至起筆寫這部長篇小說的老舍來說，仗要打多久？甚至中國能不能勝？都還是未知數(shù)。

七七事變時，很多北平市民跟祁老爺子差不多，家庭觀念重于國家觀念。小羊圈胡同的居民想的是，咱們還是老老實實過日子，別惹事，反正天下早晚有太平的時候！

祁老爺子應對戰(zhàn)亂的準備，也不過是用裝滿石頭的破缸頂上大門，再存上三個月的糧食和咸菜，消極避禍。

張北海是29軍軍官后裔，他在小說《俠隱》中描寫北平淪陷前的幾天：“大清早兒還是有人遛鳥兒，茶館兒大酒缸，全是人。白胡子老頭兒，在街上走起來，還是邁著方步。”

他曾談到這種描寫的意味：“想想看，光是二十世紀，北京人就經歷了八國聯(lián)軍，慈禧逃到五臺山，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zhàn)。‘九一八’之后，東北涌進來無數(shù)學生難民，日本公然在東單廣場實彈演習……與其說北平老百姓‘處變不驚’，不如說是‘見怪不怪’了。北京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給揉成一種穩(wěn)順，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

皇城根下的這種“穩(wěn)順”，從7月7日一直保持到7月29日——北平淪陷日。

1937年7月28日，日軍6萬余人完成集結，朝駐守在北平的軍隊發(fā)起攻擊。29軍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相繼戰(zhàn)死，南苑失守。

在城里，人們只聽到槍炮聲，誰勝誰負并沒有可靠消息。

下午1時，廣播里傳來安撫人心的假消息，說我方已收復廊坊、豐臺。人們在狂喜中奔走相告，報紙上更把哪個將領如何指揮，日本司令因失敗自殺等細節(jié)，說得有鼻子有眼。黃昏時，炮聲逼近城根，人們仍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拉洋車的車夫對記者說：“這就是我們的炮，一炮打死一百小日本。”

晚上，警察挨家挨戶通知，叫塞嚴門窗，還得準備些土，拌上尿和蔥，用來防備夜里敵人飛機放毒氣。至此，人們才開始慌了。

29日清晨，北平城里的老百姓度過了難熬的一夜，槍炮聲徹夜未停。

一些膽子比較大的，趕到城墻下，想看看戰(zhàn)況究竟如何。奇怪的是，往日緊閉的城門此刻洞開，四周一片靜悄悄，不見中國守軍一兵一卒。

借住在西單牌樓左近的朱自清，一早出去買報，本該繁華的西長安街上，“空空的，靜靜的，胡同口，街兩邊走道兒上卻站著不少閑人，東望望，西望望，都不做聲，像等著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間站著一個警察，也沉著臉不說話”。

惶惑的北平人被各種謠言包圍著：樂觀的謠言，認為29軍打了大勝仗，事變馬上就會結束；高度恐慌的謠言，說日本人會進來屠城。《申報》記載，“一些小市民為著謠言迷惑起來，大批的搬家，在街上亂跑，沒有目的沿著馬路的兩旁奔馳”。

朱自清接到朋友打來的電話：“宋哲元、秦德純昨兒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變了！就算歸了敵人了！”友人還說，我們現(xiàn)在像從天頂上摔下來了，可是別灰心！瞧昨兒個大家那么焦急地盼望勝利的消息，那么熱烈地接受勝利的消息，可見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勝利終究是咱們的！

朱自清相信，朋友的話句句都不錯！即便到了29日，他們仍未意識到全面抗戰(zhàn)已經爆發(fā)。淪陷，就這樣在大喜大悲中拉開了帷幕。

清華大學教務長潘光旦不信29軍會棄守北平，他拄著拐杖，跌跌撞撞地前往軍營一探究竟。營房里，早已沒有一個官兵的影子。

在清華，潘光旦是大家公認的硬漢。他年少時就遭遇了截肢，憑著頑強的意志完成學業(yè)，并順利地拿到了美國達特茅斯大學的畢業(yè)文憑。他的弟子、社會學家費孝通說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斷，柔中之剛”。

可是，這一天，潘光旦在軍營里失聲痛哭。回校后，潘光旦遇見一同留美的好友梁實秋，兩人相對無語，唯有默默流淚。

歲數(shù)稍大的北平市民不免想起庚子國難，他們一聲長嘆，機械性地關門閉戶，習慣性地躲避兵禍。許多普通市民都認為，日本人拿夠了，搶足了，自會撤兵。多則半年，少則一月，北平城還是北平城。

易幟

噩夢從“易幟”開始，一天比一天更壞。

為了尋求庇護，淪陷當天，燕京大學第一次升起美國國旗。燕大校友感嘆道：“星條旗啊！多少年來你曾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令《獨立宣言》蒙羞的可恥記錄，可這一次卻使你頓增光彩。”

“當燦爛的美國旗在空中飄揚；太陽旗已遍遮燕京外面的世界了。”史學家鄧之誠在去西郊的路上，看到有些人家門口懸掛著日本旗，或在門前畫個紅圈以示“順民”，不由發(fā)出了“怒其不爭”的感嘆。

書齋中的鄧之誠有所不知，平津兩地已為掛日本旗發(fā)生了諸多慘劇：有的因為不掛日旗，家破人亡；有的因為旗子不合樣式而遭逮捕，永無下落；有的門前懸掛日旗，戶內闔家痛哭。

8月8日，立秋，微雨。在29軍撤出后的第十天，日軍浩浩蕩蕩地進城了。女詩人葉嘉瑩當年13歲，她在影片《掬水月在手》中回憶道：“日本進城是從前門進來的，是堂而皇之就進來了……在長安街上，常常有日本的軍車、吉普車，飛快地跑過去，他們在車上唱歌，唱《支那之夜》等占領者的歌曲。（真是）‘悲笳哀角不堪聽’。”

北平人成了亡國奴。從此，上街必須躲避橫沖直撞的日軍車，不然一不留神，就做了輪下冤鬼。在茶館酒肆，一時失言，就會馬上被日偽漢奸安上個“反日分子”的頭銜。即使在家，也過不得安生日子，隨時可能有憲兵闖入，進行盤查。

開學第一天不講課也不上課。因為學校還來不及印新課本，但是舊課本記著甲午戰(zhàn)爭，記著日本人的侵略，這是不可以的。葉嘉瑩記得，老師要求學生把課本掀開，把某頁到某頁撕掉，把某頁涂掉。

張北海借美國記者羅便丞之口，與戰(zhàn)火中的北平告別：“這迷人的古都，還有她所代表的一切……那無所不在的傳統(tǒng)，那無所不在的精美文化，那無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我告訴你，親愛的朋友，這一切一切，從第一批日本兵以征服者的名義進城，從那個時刻開始，這一切一切，就要永遠消失了。”

日軍占領北大后，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祥地——沙灘紅樓，成為日本憲兵隊隊部，樓內的地下室也成了許多愛國志士的關押地。

《蔣夢麟自傳》中記述：“我碰到一位老學生，在他設法逃出北平到達大后方以前，曾經被捕坐了兩年牢。據(jù)他說，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學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里簡直是活地獄。敵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終致使他暈過去。他醒過來時，日本憲兵上村告訴他，北大應該對這場使日本蒙受重大損害的戰(zhàn)爭負責，所以他理應吃到這種苦頭……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國歷史最久的學府變?yōu)槿龅┙y(tǒng)治的地獄了。”

小說里，避世的錢詩人被投入監(jiān)牢，人力車夫小崔被斬首，京劇票友小文夫婦死于槍下，祁老太爺?shù)膬鹤犹煊硬豢笆苋柰逗幼员M，剃頭匠孫七被活埋，李四爺被暴打含恨去世。“順民”是一些老北京在亂世的生存之道，但在日軍占領時期，順民并沒有活路。

而冠曉荷、大赤包、藍東陽這些漢奸，認定日本人來了，就是自己的機會來了，他們要抓住機會，做人上人。老舍花了那么多的筆墨刻畫這些反派丑角，是希望為全民族提供精神上的鏡子。

“去”與“留”

北平淪陷時，老舍雖不在北平，但也遭受了喪親之痛。

他的岳母、妻子胡絜青的母親，早年經歷過庚子國難，每每講起這場浩劫都不寒而栗。在她高齡時，聽說北平再次被攻陷，急出了腦梗。老人不忍看家國被蹂躪，干脆打翻藥碗，寧可絕食而亡。

面對國殤，像老舍岳母這樣剛烈的老人并不罕見。陳寅恪85歲的老父親陳三立(晚清“同光體”詩派領袖)也是在日寇進城后，“見大局如此，憂憤不食而死”。給父親料理完后事，視網膜脫落亟待手術的陳寅恪，以瞎掉一只眼為代價，果斷離開了北平。

平津淪陷的消息傳到青島，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平津流亡學生會”在濟南倡議，成立“山東省文化界抗敵協(xié)會”，老舍參加了這個協(xié)會的第一次籌備會議。素來不問政治的老舍，在國難當頭之際，選擇與敵寇勢不兩立。

他決心南下投身抗日文藝，但次女剛出生十幾天，寡母又在北平，舍身報國，妻兒老小怎么辦？胡絜青深明大義，一個人扛下所有，硬是把行李箱塞到老舍手里。11月，老舍孤身一人去了武漢，后來又輾轉重慶，成了舍家抗日的楷模。

胡絜青則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回到淪陷中的北平娘家，從此隱姓埋名，以教書為業(yè)，為老人盡孝。她后來回憶說：“這種選擇對于我是很痛苦的，每想到老母絕食身亡，丈夫投身抗日，自己又有什么臉面在日寇統(tǒng)治下做事呢？但為了撫養(yǎng)孩子和侍奉老舍八旬老母，也只得忍辱生活。”

一晃五年，料理完婆婆的后事，她才帶著三個孩子，偷越日軍封鎖線，一路走了50多天，與丈夫團聚。1943年末，在重慶北碚的“多鼠齋”，為了滿足朋友們的關切和好奇，胡絜青不厭其煩地講述著北平過去幾年發(fā)生的一切：

端陽節(jié)買不到紅棗粽子，空中聽不到鴿哨聲，難以下咽的“共和面”取代白面饅頭……國破家亡中的日常，令人不勝唏噓。

胡絜青講，老舍就在一旁靜靜地聽。兩三個月過去，朋友們的好奇心淡了，但老舍仍仔細追問。原來，他動了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念頭。

小說從1944年夏動筆，至1949年完成，用洋洋百萬字描寫了小羊圈胡同祁老太爺一家和一眾胡同住戶的淪陷生活。小說里，幾乎所有美好的東西都被打碎了。

“抗戰(zhàn)第一，國家至上。”是老舍在抗戰(zhàn)時期的宗旨，但對胡絜青來說，老的老，小的小，北平是虎穴，也得忍。

淪陷八年，“去”或“留”拷問著每個北平家庭。

作家沈從文起初有意與北平城共存亡，后來接到教育部密電，便在8月初隨北大、清華一些相熟教師撤離北平，同行的有楊振聲、葉公超、周培源、朱光潛等，是較早的一批。

滯留北平的妻子張兆和在寫給沈從文的信中感嘆道:“入晚夜靜，槍聲時有所聞，城內尚安，奇怪的是西長安街的兩大戲院卻常常是滿座。”

梁思成、林徽因在接到“東亞共榮協(xié)會”的請柬時，便知道安穩(wěn)日子到頭了。次日凌晨，他們叫醒了兩個孩子，攙扶著裹小腳兒的母親，匆匆離開了東總布胡同三號。梁從誡后來說，“我的父母也許沒有料到，這一走就是九年。此時他們都年輕、健康、漂亮，回來時卻都成了蒼老、衰弱的病人”。

除了“殉國”和“南下”，“留下”是大多數(shù)人的宿命，他們不是不想走，而是各有各的無奈。

北師大遷往西安時，身為師大國文教授的錢玄同因百病纏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雖有留日背景，但終日閉門謝客，侄子請他出山，也被他打出門去。為了明志，錢玄同將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錢夏”，用“夷夏之辨”的典故，表明不做“順民”。

1937年9月19日，舊歷中秋。錢玄同日記記載：“‘△△’特令全市商店掛燈結彩以志慶祝。藉紀念東方文化之佳節(jié)也。”以△△來指代日本，是以“不書春秋”的隱晦方式進行抗議。

正如電視劇《覺醒年代》所演，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中曾是狂飆激進的斗士。為此，在國統(tǒng)區(qū)，有些人不滿于他的沉默，覺得他該說得更多、做得更多。其實，在刺刀之下，書生錢玄同能以不做、不說、不寫來表示自己的抗爭，已經很難了。

對達官顯貴、知識精英來說，“走”面臨著親情考驗、經濟考驗，“留”則要經受道德考驗。而對大多數(shù)百姓來說，北平已是交通中斷、信息隔絕的“籠城”，他們無力出逃，只能偷生。

從七七事變到日軍進城，有人悲壯離去，有人對侵略者低頭，更多的人艱難生存，同心渡劫。北平光復40年后，女導演林汝為作為親歷者，為《四世同堂》寫下一曲蕩氣回腸的主題曲：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

月圓之夜人不歸，花香之地無和平；

一腔無聲血，萬縷慈母情，

為雪國恥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一腔無聲血

北平市民在東單牌樓附近排隊買配給糧。

1937年年底，在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特務部的策劃操縱下，漢奸組織新民會成立，對青年學生進行奴化教育，圖為新民會成立兩周年紀念儀式。

日軍占領北平后組織北平市民游行，進行奴化宣傳。

在前門站，日偽警察對乘客進行檢查。

天佑老頭兒簡直不知道怎么辦好了。他是掌柜的，他有權調動、處理鋪子中的一切。但是，現(xiàn)在他好像變成毫無作用，只會白吃三頓飯的人。冬天到了，正是大家添冬衣的時節(jié)。他卻買不到棉花，買不到布匹。買不進來，自然就沒有東西可賣，十個照顧主兒進來，倒有七八個空手出去的人……

他偷偷地去看鄰近的幾家鋪戶。點心鋪，因為缺乏面粉，也清鍋子冷灶。茶葉鋪因為交通不便，運不來貨，也沒有什么生意好做。豬肉鋪里有時候連一塊肉也沒有。看見這種景況，他稍微松一點心：是的，大家都是如此，并不是他自己特別的沒本領，沒辦法。這點安慰可僅是一會兒的。在他坐定細想想之后，他的心就重新縮緊，比以前更厲害，他想，這樣下去，各種營業(yè)會一齊停頓，豈不是將要一齊凍死餓死么？那樣，整個的北平將要沒有布，沒有茶葉，沒有面粉，沒有豬肉，他與所有的北平人將怎樣活下去呢？想到這里，他不由地想到了國家。國亡了，大家全得死；千真萬確，全得死!

——《四世同堂》

百業(yè)凋零

七七事變之前，北平最被人們津津樂道的是低廉的生活成本。1937年之前，在北平，一元錢可以買30斤玉米面、64斤大白菜、5斤豬肉、9尺月白布。那時候，一個普通的四口之家，一個月開銷只需要25元；公務員的平均月薪是47.5元，國立大學的教授們一個月能拿到三四百元的高薪。

1932年，在北平市圖書館當館員的譚其驤月薪60元，他在各大學兼任講師，每月能賺40元課時費，向各報刊投稿，千字稿費高達5元。與此相映成趣的是他每個月的房租只要10元錢。當房東表示每個月多交1元可以包伙食時，譚其驤果斷拒絕了。因為他和夫人經常下館子，當時在北平有名的大館子里吃頓大餐，只需要一元錢。

1937年7月29日，侵華日軍全面占領北平。曾經平靜、慵懶、閑適、物價低廉的日子戛然而止，北平陷入了苦不堪言的八年地獄。

日軍占領北平后，推行“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的政策，北平原有的以商業(yè)為中心的經濟模式被強行轉變成為戰(zhàn)爭服務的戰(zhàn)時經濟體制。1938年，日本在北平成立了日華經濟委員會，強行接管華北的交通、郵電、鋼鐵、煤炭、電力、紡織等各行各業(yè)。

由于日偽嚴格控制著糧油、魚肉等生活必需品，北平許多大飯莊子，如天壽堂、福壽堂、慶和堂、便宜坊等都奄奄一息。既無可供進貨的糧油、蔬菜、肉蛋，也少有顧客再有閑錢下館子吃飯。小飯鋪沒生意還能關門歇業(yè)，大買賣家即便沒有主顧登門，日偽當局也不允許商家關門歇業(yè)。開門就是強撐門面，耗失本金，長久下來無不巨虧。

這就出現(xiàn)了《四世同堂》中描寫的一幕，當老大瑞宣帶著朋友野求走進一家飯館時，跑堂的過來擋駕說：“對不起您哪，今兒我們什么也沒有，壓根兒沒生火。沒生意。”瑞宣只好表示，二人只是坐一會兒而已。跑堂的無奈地說：“沒說的，坐吧，凳子都空著呢。您瞧，先生，我們這生意怎么做？沒可賣的東西，還不許關門，真是笑話。”

不僅是餐飲行業(yè)，淪陷后，北平各行各業(yè)都處在崩潰的邊緣。物價飛漲，商家無力采買生產資料，市場陷于麻痹狀態(tài)。以紡織業(yè)為例，據(jù)同業(yè)公會登記，北平淪陷前至少有200家織布廠，一年可以生產70余萬匹布，除供應本市之外，還遠銷察哈爾、濟南、青島、漢口等地。經過日寇八年蹂躪，抗戰(zhàn)勝利時，北平僅有110余家紡織廠，其中九成處于半停業(yè)狀態(tài)。

《四世同堂》中，祁家經營著一間綢布莊。淪陷后，一般的北平百姓，顧得了吃就顧不了穿，再加上各地戰(zhàn)火熾烈，鋪子貨源斷絕，沒法補貨。掌柜的祁天佑不像大商號那樣備有存貨，因此只能每日困坐愁城。

其實，即便大商號，當時也無法囤積居奇，只有日本人和漢奸們可以趁火打劫，發(fā)國難財。時任偽北平警察局局長余晉和的老婆伙同奸商，以市場最低價購入生活必需品，囤積起來，等物價上漲，再高價售出。

至抗戰(zhàn)勝利時，就連瑞蚨祥這樣的大買賣也瀕臨倒閉。

與百業(yè)蕭條、商品匱乏、民族工商業(yè)崩潰相為表里的是，淪陷后北平的物價像坐上火箭般一飛沖天。

據(jù)1939年偽政府統(tǒng)計資料顯示，1937年4月至1939年12月，北平的物價上漲了2.2倍。尤其是1939年一年，物價漲幅達到淪陷以來的最高點。玉米面從1939年初的每斤0.07元漲到每斤0.13元；面粉從年初的每袋5.44元漲到每袋7.95元。

眼看著傾注一生心血的鋪子即將倒閉，面有菜色的妻兒老小無米下炊，再加上日本人的栽贓誣陷、游街示眾，一輩子老老實實、本本分分，視尊嚴比生命還要貴重的祁天佑走上絕路跳河身亡——

他的心中完全是空的。他的老父親，久病的妻，三個兒子，兒媳婦，孫男孫女，和他的鋪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見了護城河，與那可愛的水；水好像就在馬路上流動呢，向他招手呢。他點了點頭。他的世界已經滅亡，他須到另一個世界里去。在另一世界里，他的恥辱才可以洗凈。活著，他只是恥辱的本身……

混合面

在北平人漫長的亡國奴記憶中，吃混合面無疑是最不堪的一段記憶。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陷入多邊作戰(zhàn)的窘境，物資短缺日漸凸顯，就連日本國內也出現(xiàn)了糧食恐慌的現(xiàn)象。侵華日軍開始大肆搶奪占領區(qū)的糧食。此時，華北產的糧食不僅要供應日軍前線，甚至還要運送到日本國內。

1942年年底，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岡村寧次，再次向華北偽政府下達“協(xié)同日軍從速完成集糧計劃”，要求偽政府在三個月內，完成征集2000萬石糧食的任務。

就在這年夏天，華北平原剛剛經歷了嚴重的旱災，糧食大面積歉收。面對天災和日寇的搶奪，北平城內陷入了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

日偽當局決定給北平市民配給混合面。

據(jù)1943年7月24日的《時言報》報道：“京市各糧店自今日起開始售混合面，每斤一元一角四分。”

這就是日偽當局向北平市民供應混合面的開端。混合面到底混合了哪些成分，一直眾說紛紜。據(jù)《新民報》報道，混合面由大米、小米、玉米、白玉米、高粱米、江米、小麥、黃豆、綠豆、江豆、青豆、皮青豆、黍子、蕎麥、小豆、大麥、大米渣、麥渣、扁豆、扒豆、黑豆、白薯干、高粱渣等幾十種成分組成，但是其中人能吃的糧食到底占多大比例，即便是活了七八十年的老人，如《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爺也不認識。

他沒看見過這樣的糧食。盆中是各種顏色合成的一種又像茶葉末子，又像受了潮濕的藥面子的東西，不是米糠，因為它比糠粗糙的多；也不是麩子，因為它比麩子稍細一點。它一定不是面粉，因為它不綿綿軟軟的合在一處，而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一些誰也不肯合作的散沙。老人抓起一把，放在手心上細看，有的東西像玉米棒子，一塊一塊的，雖然經過了磨碾，而拒絕成為粉末。有的雖然也是碎塊塊，可是顏色深綠，老人想了半天，才猜到一定是肥田用的豆餅渣滓。有的挺黑挺亮，老人斷定那是高粱殼兒。有的……老人不愿再細看。夠了，有豆餅渣滓這一項就夠了；人已變成了豬！他聞了聞，這黑綠的東西不但連谷糠的香味也沒有，而且又酸又霉，又澀又臭，像由老鼠洞挖出來的！

吃過混合面的北平人都記得，它質量低劣、牙磣、口感苦澀，而且有異味。吃完有的腹痛拉稀，有的大便干結拉不出來。然而，即便質量如此低劣的混合面也不夠吃。

七七事變后，北大教授鄭天挺南下組織西南聯(lián)大，將五個孩子留在北平。鄭天挺的女兒鄭晏回憶，“那時糧食供應不在糧店而在胡同里，為了買到有限的糧食，市民們早早就得在胡同里排隊。我家的老保姆張媽經常凌晨4點就去排隊，管理人員在她的棉襖袖子上寫個粉筆號，按號買糧，排晚了就買不到……我們從沒有圍坐在餐桌邊吃過飯，桌子上也從來沒擺過碗和筷子，因為根本用不著筷子，每到吃飯的時候，張媽把籠屜端到飯桌上，喊一聲‘吃飯了’，我和弟弟們圍攏過來，一人抓起兩個混合面窩頭站在桌旁啃，三口兩口就下肚了。”

當時，鄭家人人營養(yǎng)不良，鄭晏的小弟12歲體重只有20多公斤。《四世同堂》中最小的孩子小妞子，就是因為拒吃混合面，餓死的——

因為餓，她（小妞子）已經沒有力氣跑跑跳跳。她的脖子極細，因而顯得很長。盡管臉上已經沒有多少肉，這又細又長的脖子卻還支撐不起她那小腦袋。她衣服陳舊，又太短，然而瞧著卻很寬松，因為她瘦得只剩了一把骨頭。看起來，她已經半死不活了。

她說不吃共和面（混合面）的時候，那眼神仿佛是在對家里人說，她那小生命也自有它的尊嚴：她不愿意吃那連豬狗都不肯進嘴的東西。她既已拿定主意，就決不動搖。誰也沒法強迫她，誰也不會為了這個而忍心罵她。她眼睛里的憤怒，好像是代表大家表達了對侵略戰(zhàn)爭的憎恨。

發(fā)完了脾氣，她就半睜半閉著小眼，偷偷瞟家里的人，仿佛是在道歉，求大家原諒她。她不會說：“眼下這么艱難，我不該發(fā)脾氣。”她的眼神里確實有這個意思。然后，她就慢慢閉上眼睛，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她那小小的心里。

奴化教育

日軍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然而暴行只會激起中國人的反抗和仇恨，不會讓中國人屈服。日本人知道，單靠武力無法征服中國，只有從文化上瓦解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感，泯滅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才能讓中國老百姓老老實實地當順民。

怎樣才能瓦解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承和民族認同感呢？日本興亞院認為：“其武器就是日本語。”

語言、文字既是人們日常交際的工具，也是歷史文化傳承的載體。日本軍國主義在殖民擴張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強迫殖民地人民學日語、說日語可以從根本上挖掉中國文化的根兒。

日軍侵入北平后，他們將日語當成一大法寶，強迫中國人，特別是青少年學習日語，從而達到泯滅中華民族意識的目的。

七七事變后，日偽當局在太廟舉行教育大會，提出要在北平中小學普及日語。為了盡快解決日語師資不足的問題，日偽當局提出開辦名為“養(yǎng)成所”的培訓機構，并且命令各地火速開辦。

讀日語、唱日本歌、朝拜日本天皇、背“詔書”……各種奴化教育在北平的中小學開展起來。

1938年，懷柔湯河口鎮(zhèn)居民彭興文時年8歲。他記得，上小學第一課就是學日本的51個片假名。那時，學生上體育課喊的是日語口令，音樂課學的是日本國歌，教師必須能說簡單日語。有位私塾出身的老教師，因為不懂日語，第二天就被攆走了。每天朝會，學校強迫學生們向日本東京的天皇陛下遙拜，向偽滿洲皇帝遙拜，然后合手宣誓：“滿洲建國和大東亞建設的使命，擔在我們青年人的肩上。”

對于這種奴化教育，青年學生自然非常反感。當時正上中學的鄭晏回憶，同學們最厭惡的就是上日語課。淪陷八年，她被迫學了八年日語，可是一句也沒有記住。

日軍占領北平時，許多大學教師和大學生不愿在北平當亡國奴，紛紛奔赴大后方。可為數(shù)眾多的中小學教師和學生卻沒條件撤走。他們在日偽統(tǒng)治下，忍辱偷生，時時刻刻都要面對內心的掙扎。

《四世同堂》中有這樣一幕，祁家老大瑞宣是一名中學教師。一天他到學校開會，一名年輕老師問校長：現(xiàn)在還在學校教書，算不算漢奸呢？校長含淚回答：

戰(zhàn)事不會在短期間里結束。按理說，我們都應當離開北平。可是，中學和大學不同。大學會直接向教育部請示，我們呢只能聽教育局的命令。城陷之后教育局沒人負責，我們須自打主張。大學若接到命令，遷開北平，大學的學生以年齡說，有跋涉長途的能力，以籍貫說，各省的人都有，可以聽到消息便到指定的地方集合。咱們的學生，年紀既小……可以說百分之九十是在城里住家。我們帶著他們走，走大道，有日本兵截堵，走小道，學生們的能力不夠。再說，學生的家長們許他們走嗎？也是問題。因此，我明知道，留在這里是自找麻煩，自討無趣——可怎么辦呢？！日本人占定了北平，必首先注意到學生們，也許大肆屠殺青年，也許收容他們作亡國奴，這兩個辦法都不是咱們所能忍受的！可是，我還想暫時維持學校的生命，在日本人沒有明定辦法之前，我們不教青年們失學；在他們有了辦法之后，我們忍辱求全的設法不教青年們受到最大的損失——肉體上的，精神上的。老師們，能走的請走，我決不攔阻，國家在各方面都正需要人才。不能走的，我請求大家像被奸污了的寡婦似的，為她的小孩子忍辱活下去。

這大概是大多數(shù)普通北平市民面臨的兩難抉擇。他們拖家?guī)Э冢荒芟袂嗄陮W子那樣義無反顧地奔赴抗日前線，但留在淪陷區(qū)并不意味著向敵人低頭。每一個北平市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暗暗地與日軍較量、周旋。

鄭晏的班主任是一位中國女老師，每次考試她都對學生們說：“你們可以抄書，但是不能讓日本人看見。”考試的時候，她會在教室外放哨，遇到日本人到各班督查，大家就默契地將書藏起來。

面對日寇的屠刀，手無寸鐵的北平市民只能忍辱偷生，但他們內心從未泯滅抵抗的火種，他們始終相信：中國不會亡！

仇恨燃九城

到1941年上半年，平西、平北、冀東抗日根據(jù)地已經連成一片，環(huán)繞北平而立。圖為1938年，八路軍第四縱隊挺進冀東抗日根據(jù)地。

1938年抗戰(zhàn)時期的李苦禪。

1947年董魯安與夫人關競在河北正定的華北聯(lián)大前留影。

羅德俊手書。

1937年，背著大刀的中國守軍在操練。

“我不怕窮，不怕苦，我只怕丟了咱們的北平城！一朵花，長在樹上，才有它的美麗，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這樣，它頂美，可是若被敵人占據(jù)了，它便是被折下來的花了！”

“我們這走不開的老弱殘兵也得有勇氣，差不多和你們能走開的一樣。你們是迎著炮彈往前走，我們是等著鎖鐐加到身上而不能失節(jié)！”

“他們教我寫文章，好，我寫。他們教我把宣傳品帶出城去，好，我去。他們教我去放個炸彈，只要把炸彈給我預備下，好，我去。”

——《四世同堂》

“我變成一個抗敵的機器，誰要用我，我都去盡力。”回到北平的祁家老三瑞全，第一次在小廟中見到錢默吟，就被老人的話驚呆了。

北平淪陷前，錢默吟是個詩人，有花草，有詩歌，有酒茶，便可淡然一切，不問國事。逃出北平的瑞全原以為，“北平在這幾年里必是一聲不出的，一滴血不流的，用它的古老的城墻圈著百萬以上的亡國奴”，可是，錢詩人的變化讓他意識到，北平雖然淪陷了，但身處其中的北平人從來不曾屈服。

老舍妻子胡絜青說過，那位大義凜然的錢默吟先生身上，有燕大教授董魯安先生的影子。其實，真實的北平歷史上，在隱忍中抗爭的錢默吟遠不止一個。

李苦禪掩護“王排長”

電視劇《四世同堂》建組時，話劇藝術家杜澎最初接到的角色是祁老爺子，看完劇本，他主動要求：“讓我演錢默吟吧！”導演林汝為好奇追問，這才知道，原來杜澎曾師從李苦禪學畫，他說：“錢先生這個人物身上有好多老師的影子，剛直不阿呀，人品哪，學問啊，我覺得我如果能夠回憶起老師生前的一舉一動，言談話語，我就會演好這位錢默吟先生。”

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往事，杜澎最終如愿出演了錢默吟。但彼時的人們還不知道，李苦禪像小說中的錢默吟一樣，掩護過一個“王排長”。

被李苦禪掩護的“王排長”名叫袁祥峰，原是29軍的一名士官，七七事變后，混亂之中與部隊失散，就躲在李苦禪位于復興門內柳樹井胡同2號的家中。當時街上到處是日本憲兵的布告，“窩藏舊軍人者同罪”，袁祥峰與李苦禪是舊相識，怕連累對方，反倒是李苦禪一再勸他安心：“先別走！過一時期看看有機會的時候再走。”

李苦禪所說的機會，就在他的另一位學生黃奇南身上。黃奇南有個同宗鄉(xiāng)親黃浩，明里在新街口教堂當長老，暗地里卻肩負著一個秘密身份——八路軍冀中軍區(qū)“平津特派人員主任”。黃奇南在李苦禪家“考察”過袁祥峰后，經黃浩安排，把他送到了冀東抗日根據(jù)地。

29軍一直被國人視為抗日最堅決的部隊，掩護抗日將士，幾乎是當時北平民眾不約而同的行動。在今人印象中，北平淪陷后，人們紛紛逃離籠城，但戶籍資料顯示，1937年8月，北平居民人數(shù)反而比6月增加了1萬多人。

為什么會這樣？滯留北平的29軍軍人韓立才回憶，為了不使抗日將士暴露，在這段時間里，北平警察局冒著危險，把所有滯留在北平的29軍官兵，一律按不同情況改變戶口登記，由原來的集體戶口改為分戶口，由原來的軍人身份改為其他行業(yè)。韓立才在北平困處了一個多月，“沒有聽說哪一家房東告密揭發(fā)第29軍人員的。”

無力出逃的大多數(shù)北平百姓，或許不能用文字記下淪陷時的心境，但他們亦有自己的底線。就像錢默吟首次踏入祁宅拜訪時說的那樣：“我不怕窮，不怕苦，我只怕丟了咱們的北平城！一朵花，長在樹上，才有它的美麗，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這樣，它頂美，可是若被敵人占據(jù)了，它便是被折下來的花了！”

大戲劇家齊如山親歷北平淪陷8年，他曾回憶日軍召開“慶祝大會”的情景，“最初去的人很少，后來勒令學界商界非到場不可……大多數(shù)人則尚有愛國的觀念，凡遇喊萬歲口號之時，則張口發(fā)聲者，永遠是極少數(shù)的人，任憑政界的首領喊破了嗓子，平民總是不響應。”就連被強迫的小學生，都把旗子“卷起來，或放在衣袖內”，無一人打開。

默默抗爭的百姓中，羅德俊大概是唯一一個姓名留存至今的。1978年9月，文物部門對因唐山大地震受損的白塔進行修繕。一天，吳夢麟、趙迅、洪欣三位文物專家正在白塔上工作，無意間發(fā)現(xiàn)，在塔頂天盤內的夾縫中，竟藏著一張泛黃的字條。

這就是著名的“羅德俊手書”，清晰可見的手寫毛筆字，記下了日寇肆虐的那段真實歷史：“……二十九日，日軍即占領北京，從此戰(zhàn)爭風云彌漫全國，飛機大炮到處轟炸，生靈涂炭，莫此為甚。槍殺奸掠，無所不至，兵民死難者，不可勝計，數(shù)月之中，而日本竟占領華北數(shù)省。現(xiàn)戰(zhàn)事仍在激烈之中，戰(zhàn)事何時終了，尚不可能預料……”

手稿的落款日期為“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三日”，也就是1937年11月5日，七七事變四個月后。吳夢麟認為，羅德俊應是1937年參與修繕的工作人員之一，或許不只是工人，至少是個記賬先生，因為他的毛筆字寫得不錯。

時至今日，羅德俊究竟是誰，依然沒有人知道。但我們可以想象，這位普通市民悄悄藏起手書時，心中是何等的憤懣，何等的屈辱，又懷著何等的希望。148字的手書所寫，是每一個熱愛和平、不畏強暴的北平人的無聲控訴。

董魯安假出家真抗日

1937年8月8日，日軍舉行入城儀式，坦克車響聲隆隆，碾軋著北平的柏油路。耀武揚威的日本兵沒想到，眼前突然沖過來一名中國男子，瞪著血紅的眼睛，嘴里罵罵咧咧，手里還抄著一把鐵鍬。

這位血性漢子就是中國大學教授藍公武。日本兵將他團團圍住，痛打一頓，幸虧鄰居們紛紛趕來，一起指證他是瘋子，才把人救了下來。“藍瘋子”挨了毒打，數(shù)月下不來床，身子剛剛好轉，又在中國大學的課堂上講起了日本必敗。

北平淪陷，藍公武拖著十二口之家走不得。因為宣傳抗日，他被抓到日本憲兵隊七次。敵人問他為什么反日，他用流利的日語質問：“你們愛日本不愛？既然許你們愛日本，就許我中國人愛中國！”

直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前夕，藍公武一家才擺脫敵人監(jiān)視，進入晉察冀邊區(qū)。而在此之前，藍家位于西城北溝沿路西的四合院（今太平橋大街13號中國評劇院所在地），走出了一大批像祁瑞全那樣的愛國青年。

這些青年都來自一個秘密讀書會。讀書會的發(fā)起人，是藍家長子藍鐵年和他的好友李德倫。李德倫后來成了大名鼎鼎的音樂指揮家，那些在藍家西廂房啃讀《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大眾哲學》的情景，他到晚年還記憶猶新：“抗日，是我們經常議論的主題……藍公武常常旁聽我們的討論。他在院中一邊踱來踱去，一邊發(fā)表他的見解。他總是侃侃陳詞，最讓人痛快的是他慷慨激昂聲討日軍侵華的罪行。”秘密聚在藍家讀書會的這些青年，以此為起點，先后離開淪陷的北平，有人奔向敵后抗日根據(jù)地，有人去了大后方，李德倫則考到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最后奔向了久已向往的延安。

被侵略者占領的北平看似一片沉寂，但在日本人看不到的暗處，斗爭從未停止。時任燕大國文系主任的董魯安，家住在未名湖南畔的佟府院內，燕大學生黨員募集的物資實物，常常寄存在他家，然后由黨組織派人取走，帶往根據(jù)地。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早就把燕大視為眼中釘?shù)娜哲姡杆俨榉庋鄨@，三十多名燕大師生鋃鐺入獄。董魯安被軟禁在家中，全家人失去經濟來源，但他寧可典當衣物，也不就任偽職。兩個月后，董魯安在學生聲援下得以脫險，從此深居簡出，潛心研究佛學。

董魯安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讀書時，與老舍是同學，兩人可謂莫逆之交，后來老舍與胡絜青成婚，董魯安還是媒人之一。老舍妻子胡絜青曾回憶，《四世同堂》中大義凜然的詩人錢默吟，就有董魯安的影子。

在老舍的小說中，錢默吟離家出走變?yōu)椤翱箶车臋C器”后，經常棲身之所是一個小廟，廟里住著他最好的朋友明月和尚。翻閱史料，我們發(fā)現(xiàn)，董魯安也“出家”了——1942年，他留下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因看破紅塵，決心去五臺山出家，家人不必悲傷，亦無需尋找云云。

據(jù)董魯安小兒子于浩成（原名董葆和）回憶，父親離家出走后，不少親友聞訊后紛紛到家探問。母親總是一面啼哭，一面將父親留下的字條拿出來給人看。因父親過去確實篤信佛教，所以一般人也就信以為真了。

只有至親好友才知道，董魯安的“出家”，走得比錢默吟更遠——他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之下，去了解放區(qū)。剛到解放區(qū)，就寫成長篇報告文學《人鬼雜居的北平市》，憑借耳聞目睹的大量事實，揭露了日寇和漢奸在北平犯下的罪行。

書生槍手暗殺漢奸

“他的眼中只有那一群日本人，他們應當死。他扔下他的手榴彈去。”小說《四世同堂》中，錢默吟老人在日偽舉辦的義賑游藝會上，義無反顧地扔出了手榴彈。消息傳到小羊圈胡同，每個人的眼都發(fā)了光，每個人的心都開了花，北平人恨不得開一個慶祝會。

這個情節(jié)并非完全虛構。1940年的北平城，一群如錢默吟一般的文弱學生，憑著青年人特有的孤勇，把鋤奸的槍口，對準了京城名票吳菊癡——這個曾為程硯秋捉刀新編歷史劇《春閨夢》的文化人，居然出任了漢奸報紙《新民報》的編輯局局長。

得知消息，北平抗日殺奸團決定刺殺這個賣國求榮的漢奸。抗日殺奸團，最初由天津部分中學生自愿組織，后來，隨著一些成員先后到北平讀書，這個熱血青年團逐漸在北平擴大隊伍，建立了北平抗日殺奸團。

1940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三周年。偽《新民報》局長吳菊癡在中山公園主持“慶祝皇軍圣戰(zhàn)”大會。北平“抗團”負責人、北大學生李振英安排的兩個小組，悄悄向中山公園社稷壇靠近。

當漢奸們在臺上吹捧日本“皇軍戰(zhàn)績”時，李振英在臺下悄悄布置了任務：散會后秘密行動，注意避開人群。李振英和馮運修負責狙擊臺上那個瘦小個子吳菊癡，胖點的那個漢奸陳副總，由小劉和葉于良負責。

會后，李振英和馮運修騎著自行車，尾隨吳菊癡的黃包車。行至南新華街土地祠門口時，正好遇到一家人出殯，馮運修見有機可乘，猛蹬兩步，靠近吳菊癡的黃包車，然后掏出手槍，對準吳的太陽穴連發(fā)兩槍。嗩吶鑼鼓的喧囂中，槍聲與鞭炮聲混在一起，刺殺事件竟絲毫未被旁人發(fā)覺。馮運修和李振英從容離開現(xiàn)場，第二天，吳菊癡被擊斃的消息轟動了北平城。

馮、李得手的消息傳給另一組的小劉和葉于良時，他們正在一處飯莊外蹲守，等漢奸陳副總現(xiàn)身。預料到偽軍警必將出動，兩人不得不撤離，陳副總算是撿回一條命。

小說中的錢默吟扔出手榴彈后，全身而退，歷史上的馮運修卻沒有那般幸運。貌不驚人的馮運修，其實家世顯赫，他是華北漢奸頭子——偽治安總署督辦齊燮元的外甥。這層特殊關系，一直是他刺殺漢奸的絕佳掩護。可是，1940年8月7日，日本憲兵隊還是包圍了馮運修的住所。在與敵人的槍戰(zhàn)中，這位“書生槍手”最終身中數(shù)彈，英勇犧牲。

那一年，他剛剛考上輔仁大學，年僅19歲。他以生命的代價告訴世人，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淪陷歲月，北平的脊梁也從未彎曲。

不僅是馮運修，掩護袁祥峰到冀東參加八路軍后，李苦禪也不想留在北平受窩囊氣了。在北海公園九龍壁前見到黃浩時，他忍不住吐露心愿：“日本人眼皮子底下過日子，太堵得慌。我是山東人，會些功夫，想到那邊去干個痛快！”黃長老聽了卻勸他：“你要是留在北平，以你名畫家、名教授的身份恰恰便于掩護。”

從此，國畫大師李苦禪成為“黃浩情報組”的一員，他居住的柳樹井2號成了情報組的聯(lián)絡站之一。運送物資的交通員、奔赴根據(jù)地的青年學生、支援抗戰(zhàn)的外國友人等，常常在這兒藏身，然后轉移到根據(jù)地，奔赴抗戰(zhàn)前線。

1939年，柳樹井2號引起了日本憲兵的注意，李苦禪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押到沙灘紅樓的地下監(jiān)獄。晚年時，他回憶獄中的經歷：“住了28天，死了多少次，灌水是常事，杠子壓了一次，都‘死’了，澆涼水，通身很涼，就緩過來了……”

可是，敵人打破了他的身體，打斷了他的骨頭，卻打不改他的心。出獄之后，他不斷開辦畫展，賣畫所得，全部支援抗戰(zhàn)。

柳樹井2號的情報站不能再用，然而，在北平城內外，更多的情報站秘密地建立起來，在妙峰山、田家莊、鎮(zhèn)邊城、松林店、張坊、三家店等處，一個個地下交通站，串起了平西抗日根據(jù)地與平津之間的4條秘密交通線。到1941年上半年，平西、平北、冀東抗日根據(jù)地已經連成一片，人口達300萬。

當時的戰(zhàn)地作家周而復在《晉察冀行》中，這樣描述北平奇特的抗戰(zhàn)圖景：“如果以北平城里為圓心，畫一個圓圈，那敵人在北平的統(tǒng)治半徑，還不到六十里地……六十里以外，便有公開抗日政權和八路軍；六十里以內，甚而至于北平市內呢，敵人也不敢相信這里面沒有抗日活動。”

是的，環(huán)繞北平而立的八路軍，猶如不可撼動的巨人，他們與城內的“錢默吟”們一起，共同鑄就了一個不屈的北平。

日本投降矣

見證日軍投降的北平市民有20萬之眾，太和殿廣場上人山人海。

象征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軍刀，在受降儀式上作為投降象征上繳中國代表。

侵華日軍繳械后，在1945年底陸續(xù)離開中國。圖為一個投降后的日軍士兵在豐臺火車站準備離開北平。他胸前挎著的是同伴的骨灰。旁邊電線桿上貼著中國軍隊的抗戰(zhàn)勝利標語“民族解放大業(yè)成功”。

日軍獻刀納降后，現(xiàn)場民眾群情振奮，高呼“中國萬歲”，歡聲雷動。

他(瑞宣)眼里含著淚，微微笑了笑。他很想大聲喊出來：“我們勝利了!”然而卻仿佛很不情愿似的，低聲對爺爺說：“日本投降了。”話一出口，眼淚就沿著腮幫子滾了下來。幾年來，身體和心靈上遭受的苦難，像千鈞重擔，壓在他心頭。

雖說瑞宣的聲音不高，“日本投降”幾個字，就像一陣風吹進了所有街坊鄰居的耳朵里。

大家立時忘記了小妞子的死，忘了對祁老人和瑞宣表示同情，忘了去勸慰韻梅和天佑太太。誰都想做點什么,或者說點什么。大家都想跑出去看看，勝利是怎樣一幅情景，都想張開嘴，痛痛快快喊一聲“中華民族萬歲!”連祁老人也忘了他原來打算干什么,呆呆地，一會兒瞧瞧這個，一會兒瞧瞧那個。悲哀，喜悅和惶惑都摻和在一起了。

——《四世同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抗戰(zhàn)勝利了！古都沸騰了！

從這天起，遠東、東南亞各國、南太平洋地區(qū)和太平洋諸島的300多萬日軍，先后向同盟國投降。其中，北平受降是中國戰(zhàn)區(qū)受降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

10月10日，北平受降大典在太和殿前廣場隆重舉行。

歷經八年屈辱與抗爭的北平市民終于揚眉吐氣了，他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振臂高呼：“中國萬歲！”“勝利萬歲！”歡聲雷動，響徹云霄。

人們痛快淋漓地宣泄著、慶祝著，處處洋溢著勝利的歡樂。

地下黨傳來勝利消息

時間來到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取得勝利之勢已不可逆轉。5月8日，盟軍攻克柏林，德國徹底戰(zhàn)敗。日本法西斯四面楚歌，末日將近。

8月6日，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顆在戰(zhàn)爭中使用的原子彈。

8月9日凌晨，百萬蘇聯(lián)紅軍突入中國東北，碾壓著在這片土地上猖狂了14年的日軍。同日，第二顆原子彈在日本長崎升起了蘑菇云。

萬里敵后戰(zhàn)場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向日寇展開了最后一戰(zhàn)。

8月10日，日本政府分別電請瑞典、瑞士，將投降之意轉達中、美、英、蘇四國，“日本政府決定無條件投降”的消息通過無線電波迅速傳遍了全世界。

這時的北平，卻還沒有顯露出勝利的氣氛。這座古老的都市，畢竟還在日偽的統(tǒng)治之下。就像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描述的那樣：“在重慶，成都，昆明，西安和別的許多城市里，人們嚷呀，唱呀，高興得流著眼淚；北平可冷冷清清。北平的日本兵還沒有解除武裝，日本憲兵還在街上巡邏。”

盡管日本戰(zhàn)敗的結果已經昭然若揭，但日偽北平當局隔絕著真實的世界，欺騙、恐嚇北平市民。

8月初的日偽報紙上，紛紛討論著“空襲下緊急措施”。當時的北平已受到盟軍飛機空襲的威脅。日偽統(tǒng)治機關要求市民開挖防空洞，但大多防空洞還沒動工，日本便投降了，以致后來有“防空洞沒用著，日本人賣大袍”的順口溜兒在京城流行。

所謂“大袍”，說的是日本和服。

戰(zhàn)敗前夕，隨著日本軍方的節(jié)節(jié)敗退，日本僑民在北平的日子也緊張了起來。他們紛紛將自家的用具拿出來變賣，大到大衣柜、半導體，小到衣服、眼鏡、鍋碗瓢盆，都在他們變賣的行列之內。由于變賣現(xiàn)象極其普遍，導致在東單到東安市場一線的街上出現(xiàn)了“日本市場”。日本僑民以極低的價格出售他們的生活用品，每當有人光顧，擺攤的日本僑民都非常恭敬地感激致謝。

民俗學者王永斌當時正在眼鏡店里當學徒，讓他記憶深刻的是，竟然有日本軍官到眼鏡店里賣槍。“那天三個日本軍官來我們店里，突然每人掏出一把手槍。”店員們全都嚇壞了，以為日本人要鬧事。而日本人比劃半天，終于表達明白，是要賣槍。“那誰敢買啊，我們趕緊把這幾位請走了。”

所有人都知道，日本法西斯已經是秋后的螞蚱，沒幾天蹦頭了。但不同的是，在北平的侵華日軍、日僑，惶惶不可終日的慌張、恐懼已經無法掩飾，北平市民對勝利的渴盼和激動，卻不得不暫時壓抑著，等待著最終確認。

日偽北平當局卻掩耳盜鈴，8月13日，日偽報紙刊登侵華日軍聲明，恫嚇北平市民：“附和流言曲解軍方真意者，決采取斷然措施”。主子發(fā)了話，漢奸鸚鵡學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蔭泰在廣播上說，如果誰再傳播謠言，抓起來以后按軍法處置。

鬼子、漢奸所說的“謠言”，恰恰是讓他們懼怕的真消息。

原來，8月12日，北平的大街小巷里，忽然張貼出大量《通告》和《告北平青年書》，大意是日寇惡貫滿盈窮途末路，即將投降了，北平已陷入八路軍重重包圍之中……

這些《通告》的作者正是北平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消息的來源是打入偽北平廣播電臺的地下黨員。

1941年春，八路軍前方總部保衛(wèi)部派遣劉新前往淪陷區(qū)北平，投奔他在北平師范大學讀書時的好朋友、偽北平廣播電臺分管“兒童時間”的王棟岑，開展地下工作。不久，劉新打入偽廣播電臺。王棟岑經劉新發(fā)展，也加入了黨組織。他分管的“兒童時間”，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孫敬修講故事。在日偽統(tǒng)治期間，王棟岑和孫敬修一直用“兒童時間”的故事，對抗日偽的奴化教育，隱晦地進行愛國教育。

日偽當局禁止北平收聽延安、重慶的廣播，但偽北平廣播電臺因為工作的需要，有兩個華語監(jiān)聽臺，一個由王文昌負責，專門收聽延安、重慶和美國、蘇聯(lián)的廣播；一個由劉新負責，專門監(jiān)聽日偽電臺的廣播。

1945年8月8日，他們收聽到蘇聯(lián)政府對日宣戰(zhàn)，以強大攻勢摧毀日本關東軍的消息，8月10日又聽到日本政府被迫發(fā)出乞降照會。劉新馬上將這些消息上報了黨組織。11日晚，中共晉察冀城工部地下黨員饒毓菩家的西廂房中，由宋汝棼執(zhí)筆起草了一個1000字左右的《告北平青年書》。與此同時，劉新和崔月犁、張文松等人印發(fā)了日本即將投降的《通告》，隨即張貼在北平街頭。

在被日偽嚴密封鎖控制的北平，中共北平地下黨把日本乞降、抗戰(zhàn)即將勝利的消息，告訴了北平市民。

盂蘭盛會悼英靈，北平紙貴

1945年8月15日早上7時，經中美英蘇四國政府磋商約定，從重慶、華盛頓、倫敦、莫斯科，通過無線電廣播用漢、英、俄語向戰(zhàn)場上的海陸空部隊、向世界各國公告：日本政府已正式無條件投降！

當天報紙，無不以“日本投降”作為頭版頭條。其中《大公報》的標題“日本投降矣！”是五個特大字和一個感嘆號，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了經典的一筆。

而北平，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傳來得要稍晚一些。當天中午12時，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的形式發(fā)布《終戰(zhàn)詔書》，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北平市民才終于確認，八年亡國奴的日子結束了，我們終于迎來了勝利。

居住在城北西絳胡同的丁大華，當時年僅7歲，但對日本宣布投降當天的情形記憶猶新。

8月15日上午，丁大華家的大門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打開一看，竟然是一名日本軍曹。一家人的心一下懸起來。沒想到一向兇神惡煞的日本軍曹客客氣氣地表示，一會要來他們家中打擾，希望能夠用他家的收音機來聽一下無線電廣播。

等到中午的時候，這名軍曹帶著4名日本兵再次來到了丁大華的家中。收音機傳來一個有氣無力的日本男人的聲音。這五個日本兵一聽到聲音，臉色一下就變了，撲通一下就跪在地上將頭埋了起來，一個個哭成了淚人。廣播結束，這五個日本兵相互攙扶著，東倒西歪，哀號著離開了丁大華家。

經過向稍懂日語的人一打聽，丁大華才知道，原來是日本天皇宣布戰(zhàn)敗投降了。

當年在崇文門大街一家紙行當學徒的王鴻儒，也是從廣播中才知道日本投降。那時，幾乎每家鋪子里都有收音機，紙行里也有一臺，是日本兵和偽警察逼著店里交了20元錢買下的。這回派上了用場。

當天下午2時，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廣播被譯成中文，在偽北平廣播電臺放送出來。起初大家都不敢相信。因為頭一天日本兵還開著車在大街上巡邏呢，還聽到他們在廣播里說，他們打沉了美軍多少船艦，取得了如何的勝利。

王鴻儒約上幾個街坊，跑到崇外大街路東的福源線店日本憲兵隊駐地，發(fā)現(xiàn)門口站崗的日本兵不見了，院子里八九十個日本兵面朝東，單腿跪在地上哭成一片，往日的神氣全沒了。

日本人痛哭流涕，被他們欺壓了八年的北平市民看著只會覺得解氣。家住東四的李書賢回憶，日本一投降，一個以前脾氣大、揚手就打人的日本人，特地跑到祥昌鐵工廠，對修車的中國人說：“我打了人，對不起。”

這一天的北平城，一下沸騰了起來。

北平市內家家張燈結彩，許多商店門前貼出“慶祝勝利”的標語，天安門前豎起大型標語木牌，上書“還我河山”4個大字。整個北平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

當時北平四存小學一年級學生的羅澍偉回憶，8月15日那天，沒有人組織，沒有人號召，卻“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大街小巷，鑼鼓喧天，鞭炮齊鳴；見了面，人人精神煥發(fā)，笑逐顏開，好像天上的太陽一下子也亮了許多。“那天父親特別高興，帶我去了東單、王府井；后來又帶我去了前門外、西單、西四、鼓樓，才知道全城都是如此。”

1945年8月15日時逢陰歷七月初八，老北京有過七月十五中元節(jié)的習俗，也就是“盂蘭盆會”，一直到七月三十都有連續(xù)不斷的燈會和廟會等活動，小孩子們都點荷葉燈、蓮花燈，取“以燈度亡”之意。

這一年的“盂蘭盆會”，“舉國歡騰共慶和平，盂蘭盛會同悼英靈”。百姓們都糊了寫著“慶祝勝利”等字樣的燈籠，提燈逛街。學校的學生們臨時組織起來，抬著大海棠葉形狀的中國版圖燈，還有中、美、英、蘇的勝利燈總共好幾百盞，敲鑼打鼓地游街。

報載，“昨日各紙店生意驟增”，今年“紙價昂貴，然近數(shù)日，趕制成糊燈者亦不少”。

20萬北平市民見證受降

從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開始，北平就升騰著勝利的歡慶氣氛。到10月10日，歡慶達到頂峰——這一天，華北戰(zhàn)區(qū)受降儀式在北平故宮太和殿廣場舉行。

已入金秋，受降儀式這天，正是北平最好的季節(jié)、最好的天氣。天高云淡，秋高氣爽。太和殿前廣場上人山人海，天安門、端門、午門、東西華門、南北池子、南北長街……到處都聚滿了人。當時北平人口約200萬，有20多萬人從四面八方涌到故宮，要親眼見證日本向中國投降。

從規(guī)模來說，在故宮太和殿前舉行的受降儀式是中國戰(zhàn)區(qū)15個受降儀式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個，甚至遠遠超過了南京受降儀式。這與時任中國第11戰(zhàn)區(qū)參謀長、第11戰(zhàn)區(qū)華北受降區(qū)北平前進指揮所主任呂文貞的策劃分不開。

9月9日，呂文貞偕同幾位參謀人員飛往北平。飛機降落在北平西苑機場，日本軍部參謀長高橋坦前來迎接。當高橋坦準備握手時，呂文貞順手指著一個小凳子說“請坐下”，并未和他握手。

進駐指揮所的第一天，呂文貞即下達命令，召日軍代表高橋坦來指揮所洽降，接受受降官的命令。同時，明確指示日軍代表不準佩刀、佩勛章勛表。一貫心高氣傲的高橋坦對失敗者的地位似乎很不適應，雙方交流更不融洽。當晚，他托華北偽治安軍總司令門致中求見呂文貞說項，說什么“日軍很愛面子，可否給他們一點面子”。呂文貞斷然拒絕，義正辭嚴地說：“日本人的勛章面子，是流中國人的血換來的，我不愿意在洽降時，見到有損中國面子的東西，勝利者更需要榮譽。”

在太和殿受降儀式前幾天，美軍在天津的一個小廣場上舉行了“天津受降”。那次受降儀式是經蔣介石特別批準舉行的。呂文貞受邀前往天津，和美軍一起接受當?shù)厝哲娡督怠；氐奖逼胶螅瑓挝呢憶Q定取消原定在中南海懷仁堂的受降計劃。

“美軍公開受降，我們也要公開受降。”做出這個決定并不只為賭氣，呂文貞覺得，八年抗戰(zhàn)中國人民遭受了這么多苦難，應該讓大家都來分享勝利，讓中國人揚眉吐氣。

于是，華北戰(zhàn)區(qū)受降儀式選在了故宮內的太和殿前廣場。

太和殿位于故宮南北中軸線的顯要位置，是故宮三大殿中最大的一座，民間俗稱“金鑾殿”。故宮太和殿是明清兩朝皇帝舉行大典或儀式、接受文武百官朝賀的地方。

上午10時10分整,煤山(即今景山)山頂上軍號長鳴，宣告受降儀式開始。會場上禮炮響起，軍樂隊凱歌高奏。

第11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孫連仲作為中方代表，立于太和殿臺基下的受降臺正中。司儀傳達主官命令，高呼：“引導日本投降代表入場！”

命令傳出后，全場立時寂靜無聲。投降日軍的代表、華北日軍最高指揮官根本博中將、參謀長高橋坦中將及副參謀長渡邊渡少將等20人，由太和門左旁門入場。一行人俯首低眉，行至受降臺前，由根本博開始，依次立正向中國受降主官孫連仲行禮。孫連仲答禮后，根本博等退至左側恭立。

3份投降書置于臺上，根本博簽字蓋章后，呈交孫連仲。隨后，根本博、高橋坦、渡邊渡等人，逐次將他們手中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戰(zhàn)刀放在了受降桌上，黯然從熙和門左門退場。

典禮僅有短短的25分鐘，但是目睹這一幕的在場中國人無不群情振奮，揚眉吐氣。

當這些日本侵略者在眾目睽睽之下離開典禮會場時，一架盟軍B52式轟炸機從會場上空隆隆飛過。樂隊高奏歡歌，觀眾歡騰之情似火山爆發(fā)。全場軍民高呼:“中國萬歲”“勝利萬歲”。歡聲雷動，響徹云霄，青年少壯歡顏盡展，暮年老者多已失聲痛哭。

這一天，古老的紫禁城、恢弘的太和殿，與20萬北平市民一起見證了輝煌的歷史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