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文藝新作·文學】

當80載光陰在歷史長河中沉淀為靜默的刻度，當抗戰(zhàn)勝利的號角在歲月風華中化作悠遠的回響，2025年的中國文壇迎來一場特殊的記憶返場。一批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為主題的文學作品集中涌現，它們以文學特有的深邃、細膩，潛入歷史，打撈個體命運的微光，在語言鍛造與敘事創(chuàng)新之間，為民族抗戰(zhàn)記憶筑起立體鮮活的精神碑林。

從厚重的小說到激昂的詩歌，從紀實的非虛構到深情的散文，創(chuàng)作者們以文學為舟，載著民族的苦難與榮光穿梭于歷史長河。它們不再是歷史事件的簡單復刻，而是以重述為重心，在個體與宏大、苦難與希望的辯證中，完成民族精神基因的當代激活，賦予歷史記憶文學的溫度，照亮血火交織的歲月，搭建起當下和歷史對話的精神橋梁。

以發(fā)表于今年各大文學刊物上的作品為例。一些抗戰(zhàn)題材小說以獨特的敘事彈性叩問歷史真相與人性本質，以多維視角展開對民族命運的哲學思考。海飛《殘雪》（《人民文學》第8期）以“雪”為靈魂，將陳池潛伏、老更追查與交通站危機織成密網。敘述視角在人物間游走：潛入陳池身份裂隙中的孤獨，跟隨老更踏過積雪街巷的冰冷，聚焦交通站成員傳遞情報的顫抖手指。南京的寒雪是景觀更是符號——跳躍的雪粒裹著血腥、染血的雪地撕裂潔白，意象的悖論將戰(zhàn)爭的殘酷與信念的掙扎詩性轉譯，以平靜敘事擊穿時光壁壘。同期刊出的王昆小說《刺客李列傳》，以墓園潛伏與記憶回溯的雙線并進賦予作品時空縱深感。“猴子刺客”的民間傳奇是普通民眾反抗意志的載體，當刀光映著市井煙火，歷史成為與個體緊纏的鮮活記憶。崔丙剛《今夜有暴風雨》（《長城》第4期）借10歲孩童徐五妮的視角，讓戰(zhàn)爭苦難脫離抽象的傷亡數字：緊攥的半塊山藥蛋、冬天露趾的破鞋、夜晚耳邊的槍炮聲、母親臉上擦不去的憂愁。孩童的天真懵懂讓戰(zhàn)爭的殘酷更顯尖銳，將“炮彈”誤認為“天上掉下來的大石頭”的認知錯位，使“戰(zhàn)爭”化作可觸的悲劇，刺痛心靈。

豐富的意象是這些小說的藝術亮色。除《殘雪》中貫穿始終的“雪”意象外，林遙《雪落長城》（《青年文學》第8期）開篇，硝煙中“血染的土地”與終章“雪水融化的水汽”形成閉環(huán)，戰(zhàn)爭猩紅在雪的純白中沉淀，寓意苦難終將過去，和平終將到來。滿濤的《蟬》（《山東文學》第7期）里，蟬從開篇的生命噤聲，到成為象征歷史裁決的致命之物，再到結尾漫山嘶鳴化作歷史證詞，完成象征意義的演變，成為歷史記憶的獨特見證。同期推出的關山《半塊石碑》中，半埋的石碑是英雄豐碑，也是記憶殘缺的隱喻，“通體暗紅”的酸棗刺則成為民族苦難的象征。羅偉章的《光》（《特區(qū)文學》第6期）中，“光”化作具象的民族精神韌性，“每一線光芒都像一聲呼喊”，成為民族危亡之際文明火種不滅的精神坐標。在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的今天，這些小說以文學之力讓歷史復活，不僅重現戰(zhàn)爭苦難，更在挖掘人性微光、重構精神譜系中，讓抗戰(zhàn)記憶成為永不冷卻的文化基因。

若小說以敘事建構歷史，詩歌則以語言為刻刀，將抗戰(zhàn)記憶凝鑄成不朽的詩性豐碑。詩人們以多元手法和深邃思想，完成對民族精神的當代回望，讓抗戰(zhàn)記憶在詩行間搏動，讓民族魂魄在韻律中傳承。

邵光智《沂蒙，沂蒙》（《詩刊》第8期）以“人間最硬朗的詞匯”矗立起精神的海拔，“硝煙彌漫征程”“血染街巷”如青銅銘文般嵌入記憶；運送物資的手推車“吱吱扭扭的響聲”與“枯草滴著熱血，瞬間凝結為殷紅的霜花”的凜冽觸覺融為一體，讓“流淌的沂蒙山小調”兼具巖石般的堅硬質感與星火般的灼燙溫度。同期雜志刊發(fā)的劉笑偉詩歌《到中流擊水》以金屬意象為重心，“金燦燦的小米”“戰(zhàn)士的刀鋒”將“金色的延安”升華為民族精神的圖騰。他的另一首詩歌《燃燒在太行山上》（《當代人》第8期），寫兵工廠工人“把汗滴鑄成地雷里的巨響”，寫“火星四濺，冷卻的歲月/開成漫山遍野/火紅的山花”。詩人將“意志”熔鑄為個性的語言，剛柔并濟中傳遞歷史的厚重與精神的溫度。

在個體與家國、生死與信仰的辯證中，詩人們更提煉出民族精神的本質。劉起倫的《義勇軍進行曲》（《詩刊》第8期）以“置之死地而后生”展現民族精神的內核，“萬眾一心”“以命搏命”“終究苦盡甘來”是個體生命在民族熔爐中凝聚的集體偉力，是民族在絕境中重生的精神基因。同期刊出的石英杰詩歌《阜平記》，借“兩個小嵐”展現抗戰(zhàn)記憶的當代傳承：鄧小嵐歸葬馬蘭、守護烈士的選擇，超越了個人返鄉(xiāng)的意義，激活了抗戰(zhàn)記憶；而冬奧兒童“從5000副遺骨中走來”的隱喻，更是將80年前的犧牲與當下的新生聯系起來，形成犧牲與新生的永恒精神循環(huán)，讓民族精神在代際傳承中獲得永恒的生命力。這些為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立言的詩歌作品，將1945年的勝利歡呼與2025年的山河無恙并置，超越“紀念”的表層意義，成為歷史與精神的雙重載體——這里有苦難的重量，有信仰的光芒，有情感的滾燙，共同構成一個充滿力量與溫度的精神世界。

詩歌以凝練的意象和抒情的筆觸為歷史記憶勾勒深邃的精神輪廓，非虛構與散文則以真實性和私密性編織起連通歷史與現實的精神紐帶。它們扎根個體的生命體驗，打撈民間的記憶碎片，讓沉重的抗戰(zhàn)記憶掙脫時間塵封，轉化為可感可觸的鮮活生命故事。

周立文《風雨天目山》（《人民文學》第8期）疊印當下的田野調查與杜立特行動的歷史再現，中方文化守護者的堅守與美方飛行員的生死歷險形成對話。天目山老人的記憶里“敲房門”與“掰窗欞”的細節(jié)差異，讓歷史走出檔案冷硬的文字，化作親歷者皺紋里的溫度，彰顯記憶可觸的力量。鐘法權《最后的征戰(zhàn)》（《美文》第8期）以“良心”為軸，借張自忠將軍的信件與言行，揭示“良心”是軍人道德哲學的核心。“國家達到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去死外，毫無其他辦法。”將軍以生命踐行“良心”的選擇，讓“責任”“擔當”成為具象的生命抉擇。張九鵬《山河回響》（《朔方》第8期）以多重嵌套結構，借電影場景打開記憶，家庭互動、烽火回溯與“春祭團”行動匯聚成記憶洪流，讓個體、家庭與民族記憶交織，將抗戰(zhàn)記憶融入血脈基因。聶作平《從白山黑水到巴山蜀水——東北大學的三臺八年》（《四川文學》第8期）以東北大學內遷史為主線，凸顯文明火種的存續(xù)意義。內遷途中，師生們面對路途的艱辛和侵略者的追擊，在戰(zhàn)亂中開設課堂，在困境中傳承知識，這種對文明的堅守，比戰(zhàn)場上的勝利更具深遠意義——戰(zhàn)爭可以摧毀城市與家園，卻無法摧毀民族的文明與精神。當80載時光如江水奔涌而去，這些非虛構作品共同譜寫成一曲抗戰(zhàn)記憶的星火篇章，它們在文本的蒼穹中交相輝映，匯聚成一首獻給不屈生命的交響曲。

同時，散文以自由的文體和真摯的情感承載深沉的象征。鄭浩《變故的童年》（《山東文學》第7期）以家族血脈的撕裂創(chuàng)口，推開宏大敘事的厚重帷幕。爺爺拒絕日偽拉攏，暗中支援八路軍，終以家破人亡堅守民族大義；父親幼時“要學岳飛和戚繼光，帶人把他們（日本侵略者）打跑”的稚嫩話語，是民間抵抗精神的原始星火；而叔叔一家的涼薄與掠奪，則映照出亂世里親倫被戰(zhàn)火啃噬的殘破模樣。同期雜志推出的于少晶《雙城記》則將目光投向戰(zhàn)爭中不滅的文脈長河。王獻唐、屈萬里“置個人安危于不顧，在炮火紛亂中視文物如生命”，守護齊魯文脈；李義貴“十三年艱難護寶，十三年親人離別”，犧牲個人小愛成全家國大愛，豐富我們對英雄的想象。周喜俊的《大明川的早晨》（《散文百家》第7期）在“早晨”的澄澈意象中悄然縫合了歷史的縱深。從康養(yǎng)特色小鎮(zhèn)太空艙的現代氣息，到姥爺口中陳莊殲滅戰(zhàn)的硝煙，今昔在雙線交織中形成互文。三代人構成流動的精神圖譜：太姥爺的犧牲如基石，姥爺的講述是橋梁，晨晨畫筆下的“太空艙”與“樹橋”則指向未來。當姥爺手捧鵝卵石輕嘆“這段紅色歷史連石頭都是有記憶的”，那“若隱若現的朱紅色”正是山河大地對犧牲最溫柔的銘刻。這些散文作品以細節(jié)喚醒集體記憶，以個體敘事折射民族命運，共同昭示著，抗戰(zhàn)勝利的宏大敘事，唯有沉入個體的命運深處、潛入文脈的幽微燭照、匯入代代不息的精神長河，才能獲得飽滿的歷史血肉與恒久的生命回響。

從小說的敘事新境到詩歌的詩性表達，從非虛構的歷史打撈到散文的個體記憶，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多元體裁、深刻思想和精湛藝術，完成了對抗戰(zhàn)歷史的深度掘進與藝術重構。這些帶有溫度的記憶傳遞，讓我們觸摸先輩的呼吸，將烽煙歲月刻進骨血。民族的勝利不僅是山河光復，更是無數個體以生命與尊嚴鑄就的精神豐碑。在80年后的今天，它們依然指引著我們在回望歷史中珍惜和平，在傳承精神中砥礪前行，讓抗戰(zhàn)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永久的精神財富和走向未來的永恒光亮。

（作者：關岫一，系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寫作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