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持續8年的行走，和十條穿越硝煙的遷徙之路。

2017年春，四川作家聶作平踏上了尋訪抗戰中大學內遷之路的旅途。

此后8年，從浙江大學辦學的湄潭文廟到華中大學租用的喜洲古寺，從西北聯合大學翻越秦嶺的舊道到復旦大學落腳的北碚村莊……他循著十所大學的內遷軌跡，重訪傳奇發生地，嘗試以更貼近、更具體而微的當代視角，還原抗戰中弦歌不輟的壯舉。

近日，記錄這段足跡與感悟的新書《山河萬里：重走抗戰時期大學內遷之路》即將由三聯書店出版。

此前，對這段歷史的尋訪和書寫多限于單所院校的線路，如人們耳熟能詳的西南聯大往事。像這樣橫跨十校的實地踏訪，是第一次。

聶作平近照。（受訪者供圖）

尋訪的理由

出發的理由很簡單：一摞老照片，一部舊日記。

2016年夏，聶作平為給央視一部關于竺可楨的紀錄片撰稿，赴京拜訪了年近九旬的竺可楨之子竺安。

在竺安家中，他見到幾本由竺可楨拍攝的老照片，其中許多都攝于抗戰年間浙江大學西遷途中：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廣西宜山，貴州湄潭……

“這些珍貴的照片讓我很受觸動。”他后來回憶，和許多人一樣，他早聽說過這段歷史，卻并不清楚具體細節。

當浙大西遷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時任校長竺可楨親手定格的西遷往事透過黑白影像撞入眼簾，那些史料里“文軍長征”的記載，驟然變得清晰而鮮活。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大學遭日軍侵占，成為首所內遷的中國高校。此后十余年，日軍對我國高等院校和文化機構實施了大規模的蓄意摧殘。為賡續文化命脈，留存民族復興的火種，百余所大學相繼向后方轉移，在世界歷史上掀起一場舉世罕見的高校大遷徙。

浙大西遷，是這場遷徙中動人的一筆。

那次拜訪后，聶作平埋首翻閱幾百萬字的竺可楨日記，發現浙大從1937年被迫西遷到1946年重返杭州，流亡辦學近十載，竺可楨幾乎記下了每一天的天氣物候、工作事務、人際往來、旅途行跡……有如一部微縮史書。

一個念頭在他心中日益強烈：以竺可楨日記為線索，重走浙大西遷路。

他想探訪關鍵地點，去找找竺可楨鏡頭下建德的牌坊、宜山的校舍，師生們在湄潭上課的廟宇和做科研的茶場……站上當年的坐標，親眼看看史料文獻里的地方如今什么模樣，再以文字重現和致敬這段歷史。

2017年3月，聶作平從成都自駕前往湄潭。冒著春雨，踏入浙大曾經的校本部湄潭文廟時，他尚未料到，這趟為一篇文章開啟的旅程，將在之后數年生長為對更多大學內遷之路的追尋。

位于湄潭永興鎮的浙大教授宿舍舊址。（受訪者供圖）

同年秋，重走浙大西遷路的文章發表于《南方周末》，讀者回應如潮：有人感慨“越是艱苦的時刻，人的斗志也是最強的”，有人追問“苦難鑄就的靈魂和精神現在還在嗎？”，有人自省“自己丟了很多東西”，有人表白“我是大學生，我想把這種精神再找回來，帶回來”……

這些滾燙的回響，推動聶作平繼續上路。畢竟，抗戰時期的大學內遷從來不只是某一所學校的傳奇，而是山河破碎之際，中國高等教育的集體突圍，成就了烽火中弦歌不輟的教育奇觀，盡最大可能保存了文化火種。其間的艱難悲壯與慷慨激昂，動人心魂，蕩氣回腸。

只是今天，提起這段過往，人們最熟悉的唯有西南聯大。

圖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門（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我想寫一些同樣影響深遠，但人們了解不多的大學西遷故事。”聶作平生出一個愿望，“這是一段不該被遺忘的歷史。在國家空前的危機下，那代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精神，那些大學在困境中的浴火重生，應該永遠被記住。”

武漢大學、華中大學（今華中師范大學）、東北大學、西北聯大、廈門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同濟大學、中央大學的內遷之路，先后出現在他的足下與筆下。

出發，歸來；再出發，再歸來……他踩著內遷師生的足跡，一次次往返奔波于廣袤大地，試圖以行走與書寫，讓被時光模糊的歷史重新被看見。

大地上的細節

萬事萬物在時間中沉淀而有歷史，在空間上存在而有地理。探訪歷史現場，以承載記憶的地理空間作為解讀歷史的鑰匙，是聶作平近十年來寫作的特質，也是他的樂趣所在。

用聶作平自己的話說，旅行是他的工作方式，他的大半作品“既是用手寫的，也是用腳寫的；一半在田野上走完，一半在書齋里寫成”。

這種“手腳并用”的尋訪式寫作，如何進行？

首先，是大量文獻閱讀與資料收集。為寫抗戰大學內遷往事，聶作平讀了數百本校史、回憶錄、方志、政協文史資料，還讀了不少學術論文和專著。

旅途中，他通過方志辦等渠道搜集到少量未對外刊印的材料，又從舊書網站淘回一批歷史文獻，包括大學畢業生名錄。借助資料，他梳理出每所大學內遷中的重要地點，手繪線路圖，注明每個地點上要尋訪的具體去處，如校舍舊址、宿舍故居、歷史事件發生地、內遷紀念館……抵達當地后逐一探尋，與文獻記錄比對印證。

各校舊址星羅棋布，且不少地方交通不便，自駕成了順理成章的選擇。一些地點輕易可至，但另一些卻如隱霧中。

例如，浙大在廣西宜山（今河池市宜州區）的舊址“標營”，具體位置眾說紛紜。聶作平致電宜州區方志辦，得到的答案依舊模糊。

他不甘心，一路打聽數位老人，終于問到大致方位，沿一條小路駕車深入，直至盡頭——眼前出現一道銹跡斑斑的鐵門，門前的石獅子曾進入竺可楨的鏡頭，門內雜草叢生的院子里，老樹下赫然是竺可楨所立《國立浙江大學宜山學舍記》石碑。

“在清代，這里是軍營。上世紀60年代成了部隊醫院。后來，醫院搬走，院子從上世紀80年代就荒廢了，所以很多當地人也不知道這個地方。”他至今難忘那條通往標營的小路，路兩側立著許多香蕉樹與木瓜樹，路盡頭的往事被裹在南國特有的光影中。

每到一處，聶作平都會拍攝大量照片，對關鍵地點，還會以360度全景方式錄制視頻，力求完整呈現“環境關系”。

這已是他多年的習慣。“比如拍標營舊址，我不會只拍大門和石碑，還要記錄周邊情況。”他解釋，“前人寫過的地方，我總想去看看現在是什么樣。景觀的改變、建筑的更替，都是歷史變遷的體現。”

“最重要的是細節。”他反復強調，“為什么我要去尋找這些遺跡舊址？因為那里有豐富豐滿的細節。史料始終是枯燥呆板的，但歷史本身很鮮活，只有到現場觀察和感受，才能找到并再現這種鮮活。”

在云南大理喜洲鎮，華中大學曾借作校本部的大慈寺，聶作平站在供奉孔子的奇觀堂內，注視畫像上的孔子，忽然覺得，華大內遷的故事就該從這間當地人稱“文廟”、曾被華大改建為圖書館的殿室寫起。

喜洲大慈寺內的華中大學西遷紀念館。（受訪者供圖）

“孔子目光憂郁。”旅途歸來，他將這句話寫在篇首，“目光憂郁的孔子望著庭院。空蕩蕩的庭院，一樹木槿怒放燦爛”。

“這是我的第一印象。”他問：“不到現場，我怎么會知道孔子的目光？又怎么能看到那樹木槿花呢？”

華大師生棲身喜洲大慈寺八載，聶作平先后3次踏訪。頭回去，看到的大慈寺狀若廢墟，后兩次再去，寺院已明顯修整過，還專門設立了華中大學西遷紀念館。

只是，3次前往，除了工作人員，他始終未遇他人，不禁感慨：在當事人和極少數打撈者之外，塵封的往事或許難免要被淡忘。

也是在喜洲，聶作平遇到一位九旬老者。年少時，老人親眼看到華大師生在校長韋卓民的帶領下西遷至此，至今記得韋校長樸素和善的模樣。幾十年后，他與幾位同鄉自發設立了華大遺址紀念場所，以最樸素的方式，紀念這段歲月。

紙面上的歷史，藏著太多沒被發現的細節與后續，唯有親臨現場才能捕捉；許多更深的觸動，也唯有身臨其境才能產生。

喜洲海舌半島，曾是華大生物系師生研究洱海的取水地。80多年后，聶作平望著前來拍照打卡的年輕游客，感到時空在此折疊，眼前的熱鬧重疊著另一群年輕人的身影——同樣風華正茂的他們“跋涉了千山萬水來到這里，在同樣的蒼山之下，洱海之濱，度過了迥然不同的青春歲月”。

對聶作平而言，這樣的尋訪數不勝數。那些山川與城鎮，道路與建筑、路牌與老樹；那些味道與聲音、邂逅與發現、回憶與遺忘……

車輪滾滾向前，駛過一個個被標出的地點，散落在大地上的細節被一片片拾起，故紙堆里的地名和記載，便也蘇醒于腳下真實的路途與眼前真實的山河。

絕境中的日常

廣泛尋訪，令聶作平得以更清晰地感知各內遷大學間的異同。

最明顯的一點，是這些學校風格各異、境遇有別，但都在戰火與困厄中表現出同一種不屈的姿態：“一種向死而生的韌性與狠勁。”

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目睹日機轟炸南京的校園，指著炸彈坑說：“寇能覆之，我必能興之。”此后，中大師生由南京西遷重慶，連農學院用于實驗的良種家畜家禽也絕不留給日寇，跋涉千里，一并遷走，創造了大學內遷中“雞犬不留”的壯舉。

武漢大學西遷樂山的8年，是學校有史以來最艱難的時期，卻也是發展迅速、碩果連連的時期：搭建中國第一個電離層實驗室，完成第一本用漢語寫作的宇宙射線專著，誕生了中國現代傳記文學開山之作《張居正大傳》，在世界權威期刊《自然》《科學》上發表多篇論文……

武大學生陸秀麗（右）、唐良桐（左）在乘“民貴”輪入川途中。她們面容沉靜，實際卻是遭逢戰亂的學生，為繼續求學，不得不和學校一起遷往異鄉。均為受訪者供圖

英國學者李約瑟1943年赴樂山訪問后，在一次電臺講話中提到中國武大，感嘆“有人在可以遙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討論原子核物理”。

這類危急存亡中逆勢崛起的例子，在內遷大學里比比皆是：浙大經歷炮火洗禮，由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學發展為民國四大名校之一；廈大在抗戰中成長為“南方之強”；同濟大學戰前以醫科和工科著稱，戰后迅速發展為具有醫、工、理、法、文五個學院的綜合性大學……

無論怎樣嚴酷的處境，都無法撼動中國大學向前的腳步。越是困苦，筆耕越是不輟；越是艱辛，書聲越是瑯瑯。

陜西城固的七星寺，是西北聯大五校中西北工學院一年級學生的落腳處。校舍逼仄，夜里自修的學生分成前半夜“開早車”、后半夜“開晚車”的兩撥。有上下鋪室友因自修“班次”錯開，整整一年沒好好打過照面，直到二年級換校區后才在閑聊中相認。

因為這些奮發苦讀的學生，七星寺的燈光燭火經年累月徹夜不熄，成就了“七星燈火”的佳話。

這燃燒的燈火并非孤例：中央大學讓“沙坪學燈”成為重慶著名的“陪都八景”之一；輾轉遷至四川三臺的東北大學，每日黃昏都有手持油燈的學子排成長隊，等候工人灌注燈油，帶回宿舍，學到油盡燈滅……

聶作平時常感嘆：到底是什么讓這些大學能在憂患中浴火重生？一路走來，他邊尋覓答案，邊將歷史的印記與當下風景一并收入行囊。

尋訪中，另一點令他肅然起敬的，是筆下這群師生戰亂中寄身異鄉，卻始終不改的樂觀昂揚。

浙大教授、數學家蘇步青在湄潭時生活拮據，上課之余開荒種菜賣菜，自謂“半畝向陽地，全家仰菜根”。

這般困窘時日里，他與錢寶琮等喜愛古體詩的教授同好還發起成立了詩社“湄江吟社”，旨在“公余小集，陶冶性情”“留一段文字因緣，藉為他日雪泥之證”。9位寄居黔北的數學家、文學家、化學家、農學家、教育學家……一年內聚會8次，在農場、茶場、湄江邊上創作詩詞258首。

在李莊，同濟大學土木系學生俞載道與同學組建起男聲合唱隊，為校園婚禮獻唱《婚禮進行曲》。他們還成立籃球隊，省吃儉用，到重慶找中央大學、重慶大學等高校比賽。

位于李莊禹王宮的同濟校本部舊址。（受訪者供圖）

“再艱難，也有生的樂趣。”聶作平把這些常被視作歷史“邊角料”的逸事攏于筆下，讓連天烽火中這群讀書人的精神輪廓更為凸顯。

他們氣宇軒昂的風采氣度，在他觀察各校老照片時一再得到印證：“無論哪所大學的師生，從神情上，你看不出他們正身處亂世，生活極度艱苦。他們臉上沒有萎靡之氣，反而很從容、有朝氣，有種意氣風發的向上的氣質。這一點，值得我們思考。”

聶作平認為，至關重要的，是這些師生對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廈大學生潘懋元入學后第一次聽校長薩本棟講話，就是斬釘截鐵的宣告：“我們中國抗戰必成，抗戰一定勝利，所以我們現在培養的是戰后建設國家的人才。”

“將士以勇于戰陣為救國，官吏以忠于服務為救國，學校以瘁于研學為救國。”懷著這一信念，到抗戰勝利時，中國大學非但未被戰爭擊垮，還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

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從戰前的108所增至141所，在校生從4萬余人增至8萬余人。從中走出的萬千才俊，投身民族解放與復興事業，成為各行各業的中堅翹楚，以學識與擔當兌現了為救國而讀書的誓言。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聶作平不但刻畫了竺可楨、王星拱、韋卓民、薩本棟、臧啟芳、羅家倫等率領大學內遷壯大，為此殫精竭慮、厥功至偉的校長群像，也記錄了眾多普通師生鮮為人知的際遇與日常。

以內遷之路極為波折的同濟大學為例，聶作平用紀增覺、徐為康、傅信祁、俞載道、曾昭耆5個助教、學生的經歷，串起同濟6次遷徙與重返上海的全程。

他不厭其煩地寫他們翻過的山、渡過的河，寫他們如何騎車、坐船、搭車、步行，寫他們的行李內容、住宿飲食、沿途遭遇……他也細致描摹了他們顛沛流離中的牽掛、憂憤、躊躇與堅韌。

“比起大人物，小人物的生活才最具代表性。”他盡力還原“小人物”具體生活的肌理，“只有知道更多生活細節，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這段歷史。我一再強調細節的重要，因為我相信，歷史是由細節構成的。”

所有雄壯的故事，都由具體的人、具體的地方、具體的生活融匯而成，是無數普通人在時代洪流中掙扎與堅守的總和。

延續的文脈

為了解聶作平的尋訪方式，6月末，記者隨他探訪了古蜀道上的幾處地標，親眼見到他如何細致地拍攝“環境關系”，一次次指著路邊不起眼的石碑、墻上的告示、橋亭上的彩繪，重復那句：“這都是細節。”

在“川陜咽喉”大散關，望著山壁上“鐵馬秋風”四個紅色大字，他談起巡視過此地的愛國詩人陸游及其名句：“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

大散關一帶，山壁上的“鐵馬秋風”。本報記者王京雪攝

西北聯大和東北大學的師生都曾在西遷中翻越秦嶺、途經此處。寫他們的內遷之路時，聶作平很自然地提到了陸游。

他喜歡在同一個地方串聯古今，寫下交錯相連的文脈。寫廈大在長汀的禮堂“大成殿”，他會提一句這是朱熹、辛棄疾、紀曉嵐講過學的地方；寫浙大暫居吉安白鷺洲，他會順帶說吉安是文天祥老家，這位狀元郎正是從白鷺洲書院走出來的；東北大學落腳三臺，他講杜甫也曾客居于此，東大借用的部分校舍相傳是其草堂舊址，杜甫還在三臺寫下了那首令東大學子觸景生情、心生向往的名作《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位于福建長汀的廈門大學舊址，圖為于原址復建的廈門大學正門。（受訪者供圖）

走在同一條道路上，他看見不同時代行者的背影，也看到作為后來者的自己。一代代人的跋涉，都回應著前人的足音，山河萬里，從未沉寂。他感到“吾道不孤”——“向前看，先賢在那里”。

除了尋訪大學，近些年，聶作平還同時推進著多個尋訪寫作項目，包括杜甫、李商隱等古代詩人的人生地理，《尋秦記》等春秋諸國系列。

他總結，這些寫作歸根結底都是在道路上尋找文脈。以尋訪內遷大學來說，“寫的其實是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操守的傳承”。

有條件時，他會帶兒子一同尋訪，希望兒子從小記住那些“可風可頌，可嘆可泣的先人”。

鎮南關是華中大學等學校內遷的經行之地。作者尋訪舊址后與兒子在此合影。（受訪者供圖）

2017年重走浙大西遷路時，兒子剛滿5歲，還在上幼兒園大班。在湄潭昔年的茶場、今日的景區，聶作平清楚記得：“那天下著雨，整個景區只有我們一家人。我牽著兒子，沿著觀光小火車的鐵軌一直走，好像一直走下去，就會遇見當年那些在這里做研究、指導茶農種茶的師生。”

到他寫完這本書，兒子已經是初中生了。去年清明，父子倆一起去陜西古路壩尋找西北聯大舊址，看到一片斷壁殘垣，“天也下著雨，我把車停在那里，四周沒有人，就聽到山谷里杜鵑鳥啼叫的回聲”。

聶作平說，在變化不大的舊址，人會覺得時間過得又快又慢，仿佛先人剛剛離開；而在時過境遷的舊址，“你會感到憂傷，同時引發對當下和人生意義的思考”。

走完、寫完十所大學內遷的故事，他感到，過去作為知識了解的歷史，由平面變得立體；而這段歷史中沉淀的精神，在今天依舊能予人力量。

“還有好多學校可以寫，至少可以再寫十所。”他決定繼續走下去、寫下去，讓這本書成為一個起點，而非終點。

他清楚自己走不完所有的路，寫不完所有大學的故事，但他相信，只要還有人愿意去走、去看、去寫、去讀，那不輟的弦歌便永不會消散。

6月初，完成書中最后一篇文章——序言時，聶作平這樣寫道：

“縱然光陰無情，過盡千帆，但終有一些東西會沉淀下來，融入后來者的靈魂。

“我走了那么遠的路，讀了那么多的史料，寫下那么長的文字，我僅僅想告訴你——

“在我們棲居的這片土地上，曾經生活過這樣一群人，曾經有過這樣一些倔強的身影，執著的聲音，孤勇的命運。”

追尋無盡，薪火不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