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環抱的門頭溝齋堂地區，東可達京師，西至河北，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抗日戰爭時期，這里成為平西抗日根據地核心，留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北京青年報》和北京市檔案學會聯手推出“抗戰就在我身邊”系列報道。近日，學會秘書長王蘭順向我們講述了烽火歲月里平西抗日根據地建立發展的歷程，以及齋堂地區軍民攜手御敵的悲壯歷史。

時間的流逝并不意味著記憶的淡忘。齋堂川這片熱土上，泛黃的檔案、殘屋斷瓦的遺址地、紀念碑上的英名萬古，共同拼出那段山河破碎卻民心不屈的歷史。平西抗日政權的堅韌、萬源裕商號的抗敵智慧、王家山村民的英勇犧牲，都在頌揚著一個事實：民族的脊梁，從來都是以最頑強的姿態，挺立于至暗時刻。

在“化外之地”創立平西抗日根據地

齋堂川是指以齋堂為中心的一段較為開闊的山間谷地，范圍涵蓋現在的門頭溝山區三鎮。1937年七七事變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在北平郊區成立了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裝國民抗日軍，主要由東北抗日義勇軍成員、流亡學生和當地農民組成，以游擊戰形式打擊日軍，后整編為八路軍正規部隊。

1937年9月，八路軍總部派吳偉、賴富等12位老紅軍組成的武裝工作組進入平西齋堂川開展工作；10月，劉杰、李光漢等受中共北平市委派遣，蘇梅、陳群等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到平西齋堂川工作。隨后，中共北方局、中共北平市委、八路軍總部等多路人馬于11月匯聚在齋堂、青白口、清水一帶，進行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工作。

檔案《四年來緊張戰斗中的平西抗日政權》記述了抗日戰爭時期平西地區的客觀環境特點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概況。

檔案資料《朱專員在三月十日平西縣長八次聯席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到，平西雖與北平近在咫尺，但政治經濟文化相當落后，發展亦不平衡。七七事變爆發，八路軍在這里開展游擊戰爭，堅持敵后抗戰，因而得名為“平西抗日根據地”。

檔案中提到，平西當時還是封建勢力占據統治地位，直到民國十八年（1929年），涿縣原三坡區（今已劃歸淶水）還保持著“山老人”制，蔚縣山區實行落后封建的“山大王”制統治形式。而在昌宛和房山南窖區，由于人們拿山貨做買賣，商業資本勢力占有優勢，新的高利貸者、新的資本家和一部分新地主，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新興封建勢力。他們擁有地方武裝，所以抗政抗軍抗稅的事件層出不窮，政令不能統一，官吏輕易也不敢到這里來，稅吏更不敢去征收捐稅。到民國十七年（1928年），三坡區給國家交錢糧仍采取一種“進貢”的方式：每年由“山老人”拿著一部分禮物或錢，騎著馬到縣政府去向縣長“進貢”，縣長開正門迎接。當時各縣都不敢直接管轄平西，把它劃給涿縣代管，古稱之為“化外之地”。

1938年2月，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命一支隊政委鄧華率第三大隊進軍平西。鄧華支隊進入平西齋堂，收編偽軍、肅清土匪，偷襲門頭溝日軍據點，連戰連捷，收復了房山、淶水、涿縣、昌平、宛平、宣化、涿鹿、懷來的大片地區。3月，建立京郊第一個民主政府——宛平縣抗日民主政府。5月，八路軍120師宋時輪支隊開赴平西，與鄧華支隊會合。6月，在齋堂川成立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四縱隊，齋堂憑借其“一夫當關”的地理優勢，成為根據地黨政軍機關的駐扎地。9月，日偽3000多人分四路向平西根據地的中心齋堂進攻，宋鄧第四縱隊由冀東回師平西，恢復并擴大了以齋堂為中心的范圍達12縣的平西抗日根據地，使之與晉察冀邊區連成一片。

挺進軍 就像插在敵人心臟上的尖刀

1939年1月，蕭克帶隊進入平西齋堂川，召開清水會議宣布冀熱察挺進軍在齋堂川成立。挺進軍成立后，平西地區的抗日武裝力量發展很快，為了使平西、冀東兩塊交錯地區協同作戰，挺進軍司令員蕭克提出了鞏固平西抗日根據地、堅持冀東游擊戰爭、開辟平北新的游擊根據地的“三位一體”戰略任務。挺進軍主力團出擊宛平、房山境內的王平口、佛子莊、長溝峪、周口店一線，襲占了南窯、北窯等日偽軍重要據點，破壞了從這里運煤至北平的高線鐵道；在永定河畔、門頭溝地區、北平近郊，挺進軍主力團和游擊隊頻頻出擊，連獲勝利，給日偽軍以很大震動。

當時，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平西成了華北地區抗日的最前線，冀熱察挺進軍就像是插在敵人心臟上的一把尖刀，在抗戰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挺進軍在平西作戰的主力部隊大部分兵源來自齋堂川，尤其是七團、九團和十團，基本是齋堂川的子弟兵。在八路軍第四縱隊中，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是齋堂川人。

1939年2月開始，日軍連續三次向平西根據地發動進攻。挺進軍采用誘敵深入、外線襲擊等戰術粉碎敵人的進攻，并且乘勝追擊，開辟了永定河以北地區和淶水、房山、涿縣三縣平原地區。6月，挺進軍粉碎了日偽軍的五路圍攻，在沿河城作戰中，挺進軍第十團團長白乙化率部不僅打退了敵人對齋堂的進犯，還用兩挺機槍擊落敵機1架；1940年3月，挺進軍又粉碎了敵人的十路“掃蕩”。到1940年秋，平西根據地面積擴大了一倍，擁有1100個大小村莊、30多萬人口、1.2萬多兵力。

齋堂川成為平西抗日根據地的搖籃和中心，成為堅持冀東、開辟平北、發展冀熱察抗日根據地的堅強后盾。平西抗日根據地迅速成為八路軍向熱河、察哈爾前進的陣地，更成為北平、天津中共地下黨組織與邊區聯系的“紅色走廊”——前往解放區的華北革命青年、愛國人士和國際友人，都要通過這里奔赴延安；當時全國各地支持延安的物資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從這條“紅色走廊”安全運去的。“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景象遍及平西山區各個鄉村。

萬源裕商號 一張照片引出的家族抗戰史

戰地記者羅光達隨八路軍挺進齋堂川拍攝的一張“宛平縣抗日民主政府”的老照片，引出一段齋堂老商號“萬源裕”譚家參與抗戰的故事。

譚家后人譚烈飛長期從事地方志和北京抗戰史研究，他伯父告訴他，這張照片中的房屋就是當年的譚家，伯父還憑著記憶畫出了房子的結構和布局。

譚家祖籍齋堂鎮西胡林村清朝年間靠種麻起家，隨后經商，進而在齋堂鎮開設商號“萬源裕”。這家商號是齋堂川有名的商號，前后兩進院，坐南朝北，占地有二三百平方米，當地流傳民諺“譚體仁的權，譚禹九的錢”，說明譚家在當地從政又經商，頗有名望。譚禹九是譚烈飛的二爺，是譚烈飛爺爺譚觀印的二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侵華日軍以主力3個師團的兵力進攻南口，衛立煌率國民政府第十四集團軍三個師前往南口增援，經齋堂、青白口及鎮邊城一線北進，在髽鬏山一線與日軍展開激戰。當地民眾傾力幫助部隊抗擊日軍，“萬源裕”商號不僅捐出了大量錢財、糧食，還運往前線幾十頭牲口供部隊使用。譚禹九的幾個子弟都參加了抗日工作。

1938年3月，八路軍鄧華支隊進駐齋堂后，譚觀印和四弟譚觀琳、五弟譚觀本都積極投身于抗日中。當得知要建立抗日政府，他們找到親戚宛平縣抗日救國會主任魏國元，提出將萬源裕商號騰出來，作為抗日縣政府用房。很快，北京地區歷史上第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府——宛平縣政府的牌子，掛在了“萬源裕”的大門上，“宛平縣政府”這五個大字就出自譚觀印之手。“魏國元說，譚子玉（譚觀印）是齋堂川的大文化人，西胡林村口的‘物華天寶’四個大字，是神來之筆，宛平縣政府牌子的字，只有子玉來寫。”

譚觀本在抗戰之初，就任西胡林村副村長兼糧秣委員，《西胡林村志》記載：“抗戰期間，譚家帶頭交公糧，捐款捐物支援抗戰。”那時候譚觀本負責村里糧秣支援抗戰工作，當時平西人民在極度困難情況下，千方百計拿出錢糧支援抗戰。《北京門頭溝村落文化志》記載：“抗戰時期西胡林百姓無私支援八路軍抗戰，積極交公糧，做軍鞋。每年交公糧4萬斤、400雙軍鞋。”譚觀本首先帶領譚家人把能夠拿出的糧食、錢財都傾囊獻出。

曾任北京市市長的焦若愚在抗戰初期化名“焦土”，在宛平縣抗日民主政府任第二任縣長。他曾向譚烈飛回憶起一段故事：譚禹九的兒子譚桂旺曾擔任過庶務科長，掌管縣政府的抗日經費。一次日寇突襲，他把錢袋頂在頭上過拒馬河，河道漲水，人被沖走。譚桂旺被救起后，手里還緊緊地抱著錢袋子不放，他說：“這是抗日的錢，比我的性命重要。”

隨著戰勢發展，日寇踏進齋堂川，施行燒殺搶掠的“三光”政策，在齋堂燒毀的第一處房子就是曾作為抗日民主政府的萬源裕大院，《北京市門頭溝區志》記載：“1938年9月，房屋被日軍燒毀。后來在原址新建南北房，東西房僅存地基。”

雖失去房子等產業，但譚家人抗戰到底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據《西胡林村志》記載：“譚觀琳，西胡林人，抗日戰爭時期參加工作，曾被黨組織派到日軍的漢奸組織‘新民會’，從事出生入死的地下斗爭。” 譚觀琳懂日語、英語，被組織派到日偽控制的齋堂據點，負責搜集情報工作。在《齋堂鎮志》中有這樣一段記載：“1943年春，昌宛房縣大隊接到沿河城據點一大批日本軍官要進入齋堂據點的線報，連夜趕到林字臺，把隊伍埋伏到公路兩旁的山上。翌日拂曉，敵軍官分乘兩輛卡車從沿河城方向駛進埋伏圈。事先埋下的地雷把卡車炸翻在路邊的水溝里。有十余敵人被當場炸死，七八人被炸傷。待齋堂據點敵人接應救援前，游擊隊及時撤出了戰斗。此次林字臺伏擊戰共斃傷日軍軍官20余人。”此外，1945年4月，在門頭溝地區較為有影響的“王家河灘戰斗”，“共擊斃日軍40余人，偽軍10余人，鎮村（日軍中隊長）被擊斃，繳獲山炮一門、機槍一挺、步槍百余支、望遠鏡一架及大批軍用物資”。譚烈飛透露，這些情報均出自于譚觀琳之手，當時他作為內線，把日偽在齋堂的一舉一動都及時地傳遞出去，使我軍及時掌握了敵人的行動。

譚家的下一代也積極參加抗日，15歲的譚桂秋跟隨涿縣縣長石明金參加了革命工作，他因為個子小，配槍是一支馬槍，一直堅持在房淶涿從事對敵斗爭。1945年日本投降后，譚桂秋與馬文亮一起開展擴軍工作，后來馬文亮被敵人抓到后壯烈犧牲，譚桂秋率隊找到烈士的尸骨，并親手收殮，送回到烈士的家鄉，之后又組織和帶領區小隊為烈士報仇。1946年，組織派譚桂秋和王達兩人接管房山煤礦（時稱裕民煤礦），第二天就來了一批“白箍（還鄉團）”侵擾，譚桂秋憑借著一支馬槍打退了敵人，留下威名。譚桂秋一面在礦上組織生產，一面在區里開展對敵斗爭，直到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天。

王家山慘案 不能忘記的抗戰血淚

1940年10月，日偽再次向平西根據地進攻，并對齋堂進行重點合擊。敵人建立了一連串的據點、崗樓，以齋堂為線，企圖對平西根據地實行封鎖包圍與分割。自1941年5月起，日軍更調集重兵向平西根據地進行“掃蕩”，根據地軍民同敵人展開了艱苦斗爭。在我黨的領導下，王家山的村民們送情報、埋地雷、破公路，并積極配合八路軍伏擊敵人，使日軍惶惶不可終日。王家山因此被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日軍千方百計要撲滅王家山村的革命烈火。

1942年12月12日拂曉，寒風卷著雪花掠過齋堂山區。齋堂據點的第四國境守備隊步兵少佐大隊長船木健次郎命小隊長賴野、漢奸賈全書和宋福增糾集日軍30多人、偽軍60多人，悄悄地包圍了王家山。在村黨支部的組織下，部分村民躲過敵人的圍堵，逃進深山，來不及轉移的則被困在村中。

日軍將沒能逃出村的百姓趕進村東頭臨街的兩間茅屋里，把谷草和干柴點著，屋內火苗亂竄，火舌吞噬了茅屋。根據門頭溝史料的記載，王家山慘案遇難者共42人，其中包括古稀老人2人，青年幼女12人，懷孕婦女6人，16歲男孩1人，15歲以下兒童27人，其中最小的剛剛滿月，17戶人家從此絕根斷代。

日寇制造的王家山慘案震驚了平西根據地。《晉察冀日報》曾先后三次報道慘案發生的經過。中共昌宛縣委發出《告全縣人民書》，號召全縣人民為遇難的骨肉同胞報仇雪恨。在黨的領導下，王家山青壯年又組建了一支游擊隊，慘案后僅一個月，幸存的17名村民中就有8人加入了抗日隊伍。為紀念慘死的親人，他們一律穿著白鞋，被稱為“白鞋復仇隊”。

至1944年，平西根據地軍民度過艱難時期，積極向敵占區伸展。1945年，平西軍民發起春季攻勢和夏季攻勢，在齋堂東門外王家河灘殲滅戰中大獲全勝，并于4月5日至9日擊敗日軍的“反攻”，肅清齋堂之敵。1945年8月，經過艱苦奮斗，英雄的平西軍民終于和全國人民一起迎來了抗戰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