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兒女多奇志。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之際，讓我們永遠銘記這些革命先輩！

尋找上海叔叔們

2002年4月27日，61歲的張以榕走進新民晚報社。他來，是因為前一天在新民晚報上看到一篇《到上海去擴軍》，觸發了他多年的一個心愿：尋找叔叔、烈士張越龍的足跡。

1943年，張越龍從蕪湖的日軍苦役營與難友們暴動逃出，回到上海養傷，并留下了和時年2歲的張以榕唯一合影。傷愈后，他就回新四軍去了。1950年家里收到烈屬證，只知道他是1945年犧牲的。但究竟發生了些什么？這成了家人無盡的牽記。

在新民晚報副刊部，張以榕得到了線索，聯系上了萬中原等新四軍老戰士。終于，數十年前的往事揭開，一段段壯烈的歷史重現……張以榕寫下長文《尋找叔叔》，發表于2006年5月14日的新民晚報。

這次尋找，又引出了一次大規模的“尋找”。《到上海去擴軍》的作者張鏖時任江南抗日救國軍第二縱隊（后改編為新四軍六師十八旅五十二團）政治處主任，他的女兒張小濱、兒子張建兒2007年與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章海紅策劃了大型系列紀實廣播節目《新四軍中的浦江兒女》（后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和上海檔案館收藏），又廣泛收集采訪、口述、回憶錄整理成《新四軍中上海人》出版，將一大批參加抗日革命部隊的上海人的風云經歷，整體呈現在世人的眼前。

這些如今大多已離世的上海“叔叔”“阿姨”們，有太多的故事……

“到處能聽到上海話”

上海，是一座被現代文明浸潤的城市，是一座傳承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城市，也是一座有著紅色文化血脈的城市。強烈的民族意識，讓上海人不甘于被奴役；“精忠報國”的愛國情懷，讓上海人踴躍奔赴前線；廣泛接觸的先進革命文化，讓許多上海人認識到只有跟對隊伍，才能真正實現抗日的決心。

抗戰開始后，上海地下黨（中共江蘇省委）按照黨中央指示，陸續調派黨員到上海及附近地區組織抗日武裝；同時組織難民、進步青年和知名人士參加新四軍。這就為上海人參加革命部隊提供了通途。在那個年代，因為根深蒂固的觀念習俗，在農村動員當兵，不太容易；但在上海，由于“一·二八”抗戰、“八一三”會戰等的洗禮，廣大人民群眾抗日救國的意愿強烈，動員工作開展得十分順利。在江南抗日救國軍（新“江抗”）1940年9月至1941年7月的自主擴軍活動中，人數最多時，一天從水上運輸線下來的新兵就可以編一個連。據不完全統計，從上海有組織地輸送去新四軍的就至少有21000人；數量巨大的分散自發前去的人數則無法計算。

后來廣為傳唱的滬劇《蘆蕩火種》、京劇《沙家浜》故事原型、沙家浜部隊36個傷病員中，有許多就來自上海。曾任六師十八旅五十二團二連（即現在的“沙家浜連”）政治指導員的金輝，生前一直保留著一本日記，上面記錄著一份珍貴的“花名冊”：1942年二連全體104人的姓名、年齡、籍貫、入伍年月、是否黨員。根據金輝的回憶，其中從上海來的就有76人，占全連人數的73%。新“江抗”在江南活動時，上海兵的比例超過80%。青昆支隊靠上海近，比例還要更大。某種程度上說，這支部隊就是“上海子弟兵”部隊。

由于上海來的人數眾多，部隊中通行上海話或者帶有各地口音的上海話，即使老紅軍干部也基本能聽懂，還會說“阿拉勿來時（不行）”等簡單上海話。許多回憶文章中都記錄了上海兵匯聚的盛況：

1942年底我來六師十八旅五十二團擔任政治處主任，發現這里的上海兵比較集中，從團政治處的股長，干事，到營長、營教導員、連長、連指導員、文化教員，直到班里的戰士，到處能聽到上海人講話的口音。（彭沖）

1945年9月調到蘇中軍區教導旅第2團衛生隊，發現這里講上海話的人很多……這些上海人政治熱情高，工作嚴肅認真，打仗不怕死，還有一個特點是比較活躍，聚在一起時熱鬧非凡。（陳煜軒）

這無數從上海走上抗日前線的人中，有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有在上海求學、工作、生活的人，有抗戰后逃難到上海的，還包括在滬的華僑、朝鮮人等國際主義戰士……上海，是一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地方，給所有人走上舞臺的機會；新四軍，則以偉岸的胸懷，給來自上海的新人提供了一個在戰斗中成長的平臺。

脫下旗袍，穿上軍裝

在日寇陰影籠罩下的上海，要想去新四軍，絕非那么簡單。先不說一路上要經歷的重重阻礙與危險，就說“邁出家門”這一步，對許多青年都是個挑戰。跳窗的有之，翻鐵門的有之，有說去看戲的，一走就是九年……

有著許多的“不告而別”。在上海國貨公司當學徒、下班后在上海華光戲劇專科學校讀書的宋丹回憶，這兩處的青年、職工、學生“經常有人‘失蹤’了”。當他自己也終于在1941年到了新四軍，去“東路抗校”學習時，發現接待他的負責人楊維生就是國貨公司同事范曄，在班上又碰到了公司同一個部門的練習生葉永信（葉源昌），后來得知華光劇專的同學王大經（李明）、張優等也來到了新四軍。“失蹤”的同事、同學，如今又成了戰友。

也有“英雄之家”和“英雄母親”。烈士鄭大方的弟弟鄭仲芳也參加了地下黨。母親曾英1941年前后動員了鄭大方的遠方堂叔鄭觀秩、堂哥鄭冶、鄭洪和鄰居徐博、董麗娟等人參加新四軍，還叫15歲的大女兒鄭慈帶著13歲的弟弟鄭國芳也參加了新四軍。1945年初又帶著13歲的女兒鄭中英和不滿10歲的國英、雪英到達根據地。

也不乏“革命浪漫主義”。

1944年2月下旬，一個24歲的上海姑娘來到了四明山。她的未婚夫成君宜在這里任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警衛大隊指導員，1943年底，他用密信向在同德醫學院學習的徐志遠發出邀請：“戰斗激烈，前方缺醫少藥，你是醫生，盼望你來四明山，與我們并肩戰斗！”可當徐志遠歷盡艱辛，終于輾轉到達，卻見不到愛人的身影——原來，那位她朝思暮想的上海青年，在半個月前犧牲了！在悲痛中，徐志遠繼承遺志，埋首于后方醫院的工作，努力革命。許多年后，她的遺愿是：請將我的骨灰埋在四明山成君宜烈士墓旁。

新四軍中的上海女兵這道風景線，在那個年代是十分特別的。

1942年，上海新裕紡織廠練習生吳金風與三個同伴一起到江蘇靖江投軍。接待他們的干事，出乎意料，竟是一個女新四軍。“那時民間流行的諺語是‘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可這抗日救國，不只我們來當兵，我們面前就是有了女兵！……當時覺得，她是我見到的最美麗的女性。”

從上海走出的女戰士，“不愛紅裝愛武裝”。1941年，19歲的張志衍準備到蘇南茅山地區參加新四軍。臨走前，正是過完年，富人家小姐都換新緞子旗袍。穿這身怎么走？她就誆母親說，現在外面這么亂，還是換上平時普通的衣服比較安全，由此得以輕裝出奔。而另一位女兵魯納回憶：1940年她和姐姐來到鹽城進入抗大五分校后，“脫掉旗袍，穿上軍裝，扛起步槍，每天早晨出操。”

更深層的，是思想方面的自我改造。“孤島”淪陷后，在護士學校讀書的王琪和九個同學一起來到蘇中抗日根據地，穿上了新四軍的灰色軍裝。她們每人領到當月四塊銀元薪水，但不久，了解到師級干部每月只有三角錢的津貼，就聯合打報告，主動不要薪水。這是從思想上“脫下旗袍”；這是上海兵在軍旅生活中，由不自覺邁入自覺的革命性進步。

在抗日戰斗中，在革命中，改造自己，奉獻自己。這樣的故事，發生在幾乎每一個上海兵身上。

軍中的“文化”部隊

一個常提的說法是，到部隊要過三關：一是走路關。每日在鄉間山路爛泥地行軍數十里，與在大馬路上漫步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挑戰。二是生活關。緊張艱難的戰斗中，不可能有城市里的生活條件。三是打仗關。就算曾在上海目睹、親歷過炮火，真的上戰場又是另一回事了。但這些有文化、接受能力強的青年戰士很快就適應了。他們在干部和黨員帶領下，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接敵、如何相互掩護、各個躍進……幾仗一打就學會了。高素質的上海兵為培養后備干部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有一對孿生兄弟——裘亦明、裘繼明，不滿17歲就被提升為連副指導員。

上海兵充分發揮了他們的特長。

金輝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們這支部隊由于上海兵占了極高的比例，所以整體的文化程度較高。陳軍長（陳毅）在1942年檢閱五十二團時曾說，我們團是新四軍中的‘文化團’。……就以二連的文化程度統計來看，中學8人，小學66人，還有30人識字在300—500之間。……1942年全連黨員37人，占全連人數36%，以出身統計，產業工人32人，手工工人30人，店員學徒10人，雇工3人……工人階級就達75人，在那個年代，以工人成分占優勢的連隊，在新四軍八路軍中是罕見的。”文化程度高，文化生活就活躍。唱歌、演戲、出墻報、寫詩歌小說、畫漫畫……連隊上政治課，講“工人與革命”“農民與革命”，還組織哲學小組，學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這樣的部隊，既是戰斗隊，又是宣傳隊、工作隊。

許多上海人成為從事后勤工作的骨干。這些崗位上，他們無疑可以充分發揮才干。一個小例子，有人曾回憶董維仁任第一旅第一團政治處統計干事時的一件小事：團隊每月要做參謀處的兵員武器實力統計、政治處的政治質量統計、后勤處的人員給養裝備統計。小董每次都要找他核對數字，他覺得統計只是例行公事，為何如此認真？董維仁嚴肅地說：我們的數字相差一兩百人，一兩個連哪，戰斗里投入一兩個連的兵力很可能是決定勝負的！其認真的態度讓他深思。也許，這樣對“數字”嚴謹得一絲不茍的作風，也是與充滿現代數字理念的上海文化息息相關的吧？

正如譚震林當時所說：大量吸收工人、學生、城市無產階級，會大大改變部隊的成分，更好地提高部隊戰斗力。

再請看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教導員，你死了。

但你的影子，總在我頭腦里轉來轉去。……你之所以這樣在我心里，并非是我們一向很好，卻是因為不斷的有意見，不斷的打通思想，在不同意見交流中，沖激出來的友誼，仿佛更永不磨滅。

教導員！……你征求我的意見，我率直地說：“你很聰明，有辦法，但是有一種小資產階級的鋒芒太露的缺點，引人反感。”我又說：“你接受意見很好，改正不夠。”這是指你不大下連隊而說。可是，你并不因此而難過，你是很勇敢地改正了……

這篇悼文是指導員（劉淑）寫給犧牲的教導員（柳汀）的，十個月之后，他也犧牲了。這兩位來自上海的戰士的革命友誼，是在不同意見中“沖激”出來的；對他們來說，在革命中，在工作中，互相間的關系是平等的。也許，其中也包含著源自上海文化中的現代人際關系、講求平等的現代精神，并與先進革命思想文化交融……

抗戰歲月中，許許多多浦江兒女為了崇高的理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1940年，上海烈士李珉犧牲前留下了一句壯烈遺言：“同志們，戰士流血不流淚。”陳毅同志得知后寫了一首詩：

革命流血不流淚，生死尋常無怨尤。

碧血長江流不盡，一言九鼎重千秋。

長江不盡流，浦江兒女多奇志。“叔叔”的事跡不是過去時，而是現在時，未來時；踏著“叔叔”的足跡前進，用他們的精神鼓舞我們，永遠銘記這些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做出貢獻的革命先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