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在關于抗戰的檔案、文獻及口述史料中，家書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它本是私密的文字，經過戰火的摧殘，劫后余生，被塵封在一個個家庭中。時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隨著各種紀念活動和搶救家書項目的開展，那些塵封的記憶被打開，還原了一幅幅關于那個時代的鮮活畫卷。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收藏的關于抗戰地家書背后，是一個個普通中國人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舍棄個人和家庭的大愛，一次次讓我們感動、敬佩。

1932年10月3日，周平民、周健民致父母親家書。作者供圖

周氏兄弟：“為救國而死，是死得光明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不到半年，東三省淪陷。1932年，日軍重兵進攻上海，遭到中國軍隊頑強反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全國掀起了抗日的浪潮。

此時，正在上海的周平民、周健民兄弟，報名參加了“上海青年自愿決死抗日救國團”。兩兄弟是四川內江人，哥哥周平民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當地農民運動的骨干。受哥哥影響，弟弟周健民也走上了革命道路。1930年8月，縣委機關遭敵人破壞后，兩人秘密前往上海。“決死團”成員在江蘇昆山和無錫培訓后，于1932年8月北上，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兩兄弟隨蒙邊騎兵隊奔赴開魯抗日前線，被分配在遼吉黑民眾后援會開魯辦事處工作。10月3日，他們聯名給遠在四川的父母寫了一封家書。信中說，他們已到達熱河省重要城市赤峰，當地民眾對抗日隊伍極其歡迎，資助了槍械、馬匹、皮大衣等軍用物資。行軍途中，健民患病，已經痊愈，兩人均不在戰斗一線，希望父母不要掛念。信末坦言：“熱河邊境已失去一大塊地，中國前途極為危險。”

1933年2月初，周健民等人隨軍開赴魯北前線，由于此次行動被漢奸刺探獲悉，周健民不幸中彈犧牲，時年18歲。不久，日寇進犯熱河。3月，熱河省會承德失守，熱河全境淪陷。周平民隨“決死團”主席黃鎮東赴上海。6月12日，周平民給外甥百均寫信，談到弟弟健民的犧牲：“這回你二舅舅在打日本鬼子的最前線死去，他為救國而死，是死得光明的……以后努力讀書，將來長大了，好替你二舅舅報仇。殺完日本鬼子漢奸叛逆，把已失的東北四省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手中奪回來，以完成你為救國救民而犧牲的二舅舅的遺志。”同年冬，周平民赴南京投考軍事學校，繼續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1937年9月14日，吳瑞致父親家書。作者供圖

吳瑞：“決心與倭寇拼命到底”

日軍占領熱河后，覬覦華北，中華民族的危機進一步加重，愛國學生發出吶喊：“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1936年3月9日，貴州省三穗縣滾馬鄉下德明村的23歲青年吳瑞離別家人，報名從軍。經過訓練后，吳瑞被編入陸軍13師34團2營4連。“七七事變”后第八天，正在漢中留壩縣駐防的吳瑞，給兩位哥哥寫信，介紹了敵我在北平的沖突，表示：“我師現駐斯地，一方面趕筑飛機場，一方面積極準備。但將來能不能北上與倭奴一拼，還是惟命是從。如果本師北上，臨行再告。”

不久，13師接到了赴滬抗日的命令。9月14日夜，在行軍途中，吳瑞自知此去上海兇多吉少，提筆給父母雙親、兩位兄長、妻子寫下3封家書，安排家事，表達抗戰到底的決心，做好了為國捐軀的準備。他在給父親的信中說：“兒縱因殺矮（倭）寇而犧牲，可是有代價的，有光榮的，決不是平常之病死或亡國后被矮（倭）寇之鐵蹄踏死。種種無價值之死，我覺得是無趣味的。所以這次我得到前線上去，我決心與矮（倭）寇拼命到底，所謂‘矮（倭）寇未滅，誓不生還’。縱然死了，我很痛快，很干（甘）心，死后二十年后又做好漢。”他給兩位哥哥寫信，請他們替自己料理家務，為老人盡孝。在給妻子的信中，他明確表示，“在我的決心，誓不生還的”，對家事做了四點安排，包括侍奉父親、教育孩子，擔負更多家庭責任等。

吳瑞所在的陸軍第13師于9月底抵達上海，立即投入淞滬戰場。他們奉命在嘉定縣陳家行—廣福—孫家宅一帶構筑防御工事，與日寇久留米師團對峙。日軍認為我軍立足未穩，立即發動猛烈進攻，遭到頑強抵抗，傷亡300余人卻寸地未得。此后，敵增派第九師團第33、36聯隊，發起水、陸、空立體突擊，陣地有的被突破，但我軍組織反擊，以血肉之軀收回。有的陣地白天丟失，晚上奪回，形成激烈的多日拉鋸戰。13師74團2營4連堅守廣福10余日，時年25歲的吳瑞等拼死抵抗，最后全部壯烈殉國。

喬周冕，攝于1935年前后。作者供圖

喬周冕：“執筆亦等于執槍也”

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和濟南后，為了打通南北戰場，沿津浦鐵路向徐州發起進攻。次年春，中日軍隊以臺兒莊為中心展開了一場大會戰。戰場上也活躍著記者的身影，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以筆為槍，向人們傳遞戰場新聞，鼓舞著軍民的斗志。喬周冕就是其中的一位。

喬周冕，1909年生，河南省偃師縣夾溝鄉人，“七七事變”后在開封《河南民國日報》擔任評論員。1938年3月31日，他在寫給父親、叔父的家書中，介紹了敵我軍隊在徐州會戰的情況，表明自己即將到徐州擔任“特派戰地記者”，并表示“國難至此，人人應各盡所能，挽救國運。凡為壯丁皆有從軍之義務。兒為壯年，從事文化工作，雖未能持槍衛國，但是，執筆亦等于執槍也。”次日，喬周冕即以“河南民國日報特派記者”身份，趕赴徐州會戰前線采訪。他以“冠生”為筆名，發出多篇戰場報道、人物專訪、特寫等。

1939年初，喬周冕到延安，更名喬秋遠。先在“魯藝”，后參加“華北戰地服務團”，以國際新聞社特派記者、華北站主任，華北新華日報編輯身份，在華北抗日前線采訪，報道八路軍抗戰及中共的抗戰根據地建設。

1942年5月，日軍襲擊八路軍總部，喬秋遠在突圍時不幸犧牲，時年33歲。1951年，河南偃師縣人民政府批準喬秋遠為烈士。1982年，民政部頒發了喬秋遠革命烈士證明書。

1938年春，符克赴延安途中留影。作者供圖

符克：“國家亡了，我們就要做人家的奴隸了”

“九一八”事變后，山河破碎，人民遭難，海外華人華僑感同身受，紛紛譴責日寇的侵略行徑，或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或直接回國參加抗戰，或在海外動員華僑支援祖國抗戰。

符克，原名符家客，1915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少年時期曾任昌灑鄉童子團團長。1933年僑居越南任小學教員，1935年考入暨南大學。“七七事變”后，符克積極參加上海、南京、綏遠、山東等地的抗日救國運動。1938年初，他赴延安陜北公學學習，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黨中央為了動員和組織華僑參加抗日救國，選拔一批優秀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組成了海外工作團，到東南亞各國開展華僑工作。符克加入該團，任越南瓊崖華僑救國會常委，受黨的派遣到越南發動華僑支援祖國抗日。1939年2月，日軍入侵海南島，符克率領40余名旅越瓊僑進步青年回瓊參加抗戰。年底在香港，經宋慶齡任名譽會長的瓊僑聯合總會批準，符克被任命為聯合總會救濟部駐瓊辦事處主任兼回鄉服務團總團長。

1940年初，在離開香港，返回廣州、海南的途中，符克給父母、大哥等親人寫下三封家書。他知道前方的道路是危險的，但為了抗日救國大業，必須堅定地向前走：“我之自動參加救國工作，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為的是盡自己之天職與能力貢獻于民族解放之事業而已。我相信你們是了解的：國家亡了，我們就要做人家的奴隸了，抗戰救國爭取勝利，不是少數（人）所能負得起的。”返回海南島后，符克率領“瓊僑回鄉服務團”，活躍在瓊島各地，成為一支抗日宣傳、戰地救護、輸送抗日物資的重要力量。

不幸的是，1940年8月，符克被國民黨頑固派殺害，年僅25歲。1951年，原中共瓊崖特委書記、瓊崖抗日獨立總隊總隊長馮白駒將軍為符克烈士題詞：“生為民死為民，生偉大死光榮。”

身著八路軍服裝的徐光耀，1945年秋攝于河北辛集部隊駐地。作者供圖

1944年10月26日徐光耀致父親家書。作者供圖

徐光耀：“為國抗敵是何等光榮”

1944年，抗戰進入最艱難的階段，也是黎明前的黑暗。因戰爭形勢嚴峻，八路軍戰士徐光耀已有6年沒跟家里通信了。這年10月24日，他同時收到姐姐和父親的來信，反復閱讀，激動萬分。姐姐為當八路軍的弟弟深感自豪，告訴弟弟自己也參加了革命工作。兩天后，徐光耀分別給父親和姐姐回了一封信。給父親的信既有濃郁的想念，也有對抗戰勝利的憧憬：“爹！您耐心的等著吧！勝利的日子就快來了。今年就可以打敗德國，明年就要反攻日本，那時候才是咱們團圓的時候！您不信，我姐姐會告訴您現在形勢是多么有利。”給姐姐的回信很長，有1200多字，主要表達了對姐姐走上革命道路的欣喜之情，希望姐弟倆共同引導妹妹也參加革命。

徐光耀的父親徐殿奎，是村里有名的木匠。他從一開始不舍得兒子參軍，到親近八路軍、支持抗日，經歷了巨大的思想轉變。12月23日，徐光耀又給父親寫了一封1600多字的長信，詳細匯報了八路軍的生活，免得父親掛念，同時解釋了自己從軍抗日的原因：“現在日寇也來侵犯中國，亡國大禍臨在每個中國人的頭上，每個中國人都應該學岳飛……為國抗敵是何等光榮，為人夸耀。即使犧牲了，也是流芳千古。”徐光耀說，自己參加八路軍，既是盡忠，也是盡孝。“是盡的大忠大孝。不僅孝敬了你，也孝敬了中華民族，孝敬了中國。這比小孝，比對個人的孝是有價值得多了、光榮得多了。”在書信往來中，在子女的影響下，徐殿奎的覺悟很快地提高了。

1938年，只有13歲的徐光耀參加了八路軍120師359旅特務營，隨部隊轉戰南北，參加了許多重大戰斗，表現優秀，當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秋，徐光耀從特務營進入警備旅，在鋤奸科當文書，后到寧晉縣大隊當特派員，在那里戰斗了三年，“清剿”與反“清剿”，在敵人眼皮底下活動，和死神一次次擦肩而過，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抗戰勝利前夕，徐光耀離開了鋤奸部門，到冀中十一分區（原六分區）司令部任軍事報道參謀。抗戰期間的火熱生活在他的腦海中揮之不去，成為他創作的豐富源泉。后來，他創作了《小兵張嘎》小說和劇本，并被拍成電影在全國公映，聰明機智的抗日小英雄“張嘎子”形象被塑造得生動傳神，成為抗戰文藝經久不衰的經典。

附記

抗戰已經過去了八十年，戰爭的許多細節變得越來越模糊，也給后代認識那段歷史留下了諸多難題。抗戰歷史既有悲壯的難民流徙，亦有激昂的國民吶喊；既有壯烈的火線廝殺，亦有溫馨的后方情話。軍旅豪情，柴米油鹽，這一切，都真實地記錄在家書中。捧讀家書，如同從一條條小徑來到抗戰歷史的大舞臺，還原全民族抗戰的壯麗圖景。

按照社會記憶理論，若干個體的記憶匯聚成一個集體的記憶，若干集體記憶形成社會記憶。在重建抗戰集體記憶和社會記憶的過程中，家書起到了十分獨特的媒介作用。抗戰家書代表的是抗戰時期個體的情感記憶，一封封家書匯聚成抗戰時期各階層的集體記憶，在此基礎上形成中華民族甚至全人類對那場戰爭的社會記憶。

（作者：張丁，系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