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凌晨，在偷襲珍珠港的幾小時后，日軍悍然向香港發起猛烈進攻。

1941年12月25日黃昏，香港半島酒店樓頂的米字旗在硝煙中緩緩降下。中環街頭的圣誕彩燈還在閃爍，皇后大道東卻已傳來日軍皮靴踏碎玻璃的聲響。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們，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恐懼和憂傷。兵荒馬亂，到處槍聲不斷，普通老百姓拖兒帶女，往哪里逃。這個世界怎么啦？他們來不及思索，只有悲傷和憤怒！

在這個被稱為“黑色圣誕節”的日子里，港督正式宣布向日軍投降，香港落入日本侵略軍手中。日軍封鎖香港至九龍的交通并實行宵禁，大肆搜捕愛國人士和抗日志士。

香港大營救（國畫） 陳方遠繪

茅盾與鄒韜奮

香港西邊上環的堅尼地道，茅盾租用的是兩層小洋房，花園顯得有點蕭瑟，平時這里是文化人經常聚集的好地方。鄒韜奮曾經多次從九龍坐船來這里，與他商量如何辦報，旨在擴大宣傳抗日救亡思想。鄒韜奮建議茅盾在《大眾生活》寫連載小說，揭露當局的腐敗和人民的訴求。此后，被稱為“抗戰第一篇長篇小說”的《腐蝕》就在這里完成了。

如今，看著香港被日本人掌控，很多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被敵人發現后被傳話或逮捕，可能存在生命危險，茅盾憂心忡忡。他接到通知，要依靠香港地下黨工作者和游擊隊的保護離開香港。他的心情極度復雜。這個地方，被英國占領，現在又被日本占領。中國人民將走向何方？中國何時才能強大起來？憂思填滿他眉間的溝壑——那里沉淀著上海淪陷時的記憶，如今又要疊加上新的創傷：香港淪陷。

對于鄒韜奮來說，這已經是他的第四次流亡。此前，他被迫從上海流亡到香港時，和好友金仲華一起著手籌辦《生活日報》。該報的兩大目標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力求“從民眾的立場，反映全國民眾在現階段內最迫切的要求”，經過幾個月的宣傳奔走，有力地推動了各地的愛國救亡運動。此次再度流亡到香港，他仍然繼續辦刊。由他主編的《大眾生活》在香港復刊，最盛時一個月收到1萬多封讀者來信，廣泛團結與影響了香港、內地及東南亞的華人。海內外華人抗日情緒無比高漲。

然而，香港淪陷，鄒韜奮只得再度流亡。

1942年元旦過后的一個深夜，在游擊隊的秘密護送下，茅盾、鄒韜奮、梁漱溟、廖沫沙等20多名文化人士扮成難民，撤離香港，開始了史稱“香港大營救”的大轉移。

何香凝和柳亞子

即使是在游擊隊的接應和維護下，一些名人的撤離也是經過千辛萬苦。何香凝、柳亞子因年邁體弱，不宜進行長途跋涉。為旅途安全，也走海路。

到了長洲島后，本打算用機動帆船直接開往海豐縣去，可日軍卻要沒收所有的機動船只，船主只好拆下機器，機帆船變成了布帆船，完全借助風力行駛。

在海上漂泊數日，咸澀的海風灌進舢板。年過花甲的何香凝，靜靜地站在甲板上，凝視遠去的香港島。國破山河在，她想到很多，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每一個浪頭擊打在船上，也重重敲打在她的心頭上。個人生命不足惜，但我們的國家將要面臨怎樣的災難？在這個顛沛流離的逃亡路上，她恨踐踏生命與人權的強盜，也恨當時掌權的執政黨。是什么造成了百姓的苦難與深淵？她不免悲從中來。

“水盡糧空渡海豐，敢將勇氣抗時窮。時窮見節吾儕責，即死還留后世風。”在游擊隊員的護送下，何香凝、柳亞子在廣東安全登岸，何香凝感慨地寫下了《日寇侵占香港后回粵東途中感懷》一詩。柳亞子則寫下了《流亡雜詩》，“劫余仍遣同舟濟，攬轡中原共死生”，抒寫共產黨人和游擊區軍民、文化人士、愛國民主人士的舍生忘死，肝膽相照。

?克爾與曾生

此次大營救除了救出滯留香港的文化人士、愛國民主人士，還營救了大量原港英軍政人員、盟軍遇險人員以及多國僑民。

1944年早春，美國飛虎隊唐納德·克爾中尉護航時，戰機被日軍擊中。座艙內爆發浪濤般的火焰，克爾不得不跳傘逃生，最后降落在啟德機場北面的觀音山坳。日軍派出千余人搜捕克爾，緊急關頭，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以“圍魏救趙”之計，護送克爾安全轉移。

得知克爾抵達東江縱隊總部后，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用英文給克爾寫了一封親筆信，信中寫道：“親愛的唐納德·克爾，非常高興得到蔡國梁隊長報告，他們已成功將你從我們共同敵人（日本法西斯）的圍捕中勝利安全護送，抵達東江縱隊總部。我借此機會，對你的勇敢表示尊重和贊賞。也對你的負傷表示遺憾。此刻我正急切希望早日與你見面??”

不久后，曾生與克爾見面，兩人談了很久。克爾后來給家人寫信說，曾生看上去不僅很年輕、說話風趣而又周到。曾生還給克爾帶來了一部從日軍那里繳獲的相機。克爾參軍前曾當過攝影師，當天在司令部附近拍攝了多張照片，其中包括與曾生和東江縱隊戰士的合影。這些珍貴的照片不僅成為歷史的見證，也記錄下了中美盟友間深厚的情誼。

英勇的香港人民

香港淪陷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是香港唯一一支成建制的、自始至終堅持抗日的武裝力量。

港九大隊以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為主。位于新界沙頭角的羅家大屋，曾是抗戰期間港九大隊的重要據點。從這個大屋走出的羅雨中、羅汝澄等11人，參與了指揮作戰、民運、后勤、情報交通、醫療工作、營救盟軍等抗日游擊活動。在戰火淬煉中，多人成長為港九大隊的骨干。

1942年9月的一天，日軍掃蕩新界烏蛟騰村，將村民趕到曬谷場上，逼迫他們供出駐村游擊隊員下落。村長李世藩、李源培挺身而出維護村民，慘遭日軍施以“吊飛機”“老虎凳”等酷刑，但他們始終不為所動。最終，李世藩被活活折磨而死，壯烈犧牲，李源培則被拷問至休克。

求生是人的本能，然而此刻，他們不僅僅是考慮個人存亡，他們背負著一個積弱貧窮的國家的苦難，他們知道，自己的同胞在炮火與刀尖下尸體如山。香江已成血海，他們把恨藏在骨子里。他們要站起來。祖國已受難，但凡作為一個血肉之軀，沒有比這更悲痛的時候。城鄉聯動，男人女人，全村老少，都擰成一股繩。

據不完全統計，港九大隊至少有115名烈士為保衛香港獻出了生命。1998年，香港特區政府將港九大隊115名烈士名冊放進香港大會堂，供市民瞻仰。

偉大的搶救

歷經11個月，將800多名文化名人、愛國民主人士、國際友人及他們的家屬神不知鬼不覺地在日軍眼皮底下救出，且所有被救者無一傷亡。這是一場堪稱史無前例的營救行動。

要從日軍刺刀下的孤島香港撤離，回到千里之遙的大后方，不僅山險水惡、路途艱辛，更有日軍、偽軍、國民黨頑軍、土匪設置的重重關卡，營救工作之難，難以想象。

在黨中央的周密部署下，兩條線同時進行。從港島到九龍，再到寶安、惠州，沿途設立了無數個秘密交通站，它們像一顆顆珍珠，串聯起了一條看不見的生命線。

撤離時，許多文化人士偽裝成難民，編好假身份，換上相應的服裝，跟隨游擊隊員翻越山區，繞開日軍封鎖。后來，茅盾在《脫險雜記》中寫道：現在我們這一行，約有五、六十人，我們的“向導”和“江大哥”派的兩人，走在最前，兩支長槍，一支開路一支殿后，行李挑子則在隊伍中段，我們走不快的幾個也在中段，這場面多么威風。

成功撤離香港后，茅盾還在文中稱贊此次營救是“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歷史并不遙遠

從羅湖乘坐東鐵到金鐘轉港島線，下一站即到中環。一路上，我試圖回到歷史現場，想象某個轉角可能正疊印著鄒韜奮奔走的足跡；太平山頂的泥石路，或許還埋著何香凝手杖劃過的一個民族的悲傷；港九大隊當年使用的“土電臺”，在歷史深處持續發送著“振我中華”的呼聲。

在那段屈辱和備受磨難的歲月中，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拒之門外。電影《唐探1900》里，由周潤發扮演的海外華人領袖白軒齡，在美國法庭上用英文痛罵那些高高在上的外國人時，他們終于認識到中國的智慧與立于世界之林的無限可能。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中國更熱愛和平。此時，我想起香港畫家陳方遠的作品《香港大營救》，畫面上的每張臉孔都寫著：舍生忘死。這段歷史，被許多作家、導演、藝術家刻入自己的創作，以此來紀念與勵志后生。是的，在面對世界的紛爭時，你先要認識你是誰以及你對腳下土地的情意。

了解歷史，銘記歷史，才能更好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