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合眾圖書館舊址。 資料照片

長樂路富民路路口的梧桐濃蔭里，有一棟素凈簡約的建筑——灰墻、木門、鋼窗，線條利落，若非有心留意，很難發現墻內別有洞天。

墻身上的銘牌刻著“合眾圖書館舊址”幾字，在城市煙火氣里，靜靜訴說著一段“孤島”時期上海守護中華文脈的傳奇往事。

烽火之中合力守護

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后，公共圖書機構藏書散佚甚多，私家圖書收藏等先后遭劫。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葵是藏書家，因身在武漢，好友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便到其家中幫助整理照看藏書。

“當時，中山公園旁就是滬杭鐵路線，大概就是今天地鐵3號線高架的位置，鐵路線外面就是郊區，經常發生戰事，張元濟冒著生命危險去整理藏書，這讓葉先生非常感動。”張元濟之孫、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張人鳳告訴記者，那時起，葉景葵就和張元濟謀劃成立一個圖書機構，把戰亂中流散的古籍圖書收集起來保護，這是合眾圖書館的緣起。

兩人請來當時橫跨政治和文化兩界、社會聲望極高的陳陶遺擔任共同發起人，于1939年8月成立合眾圖書館。“合眾”，有三人成眾、眾擎易舉之義，比喻大家同心協力做成這件事。

考慮到租界內相對安全，眾人便在辣斐德路614號（今復興中路近思南路）租了一處洋房，作為合眾圖書館籌備處和草創時期的書庫。后由葉景葵捐資購地，在長樂路富民路口建造圖書館新樓，3層18間，建筑面積1600平方米，1941年竣工投用。

與合眾圖書館一墻之隔，今天的富民路210弄，是葉景葵舊居。當年他購下這片土地時，將東部劃為館舍，西北部作為住宅。“昔日我為主而書為客，今書為館所有，地亦為館所有。我租館地，而閱館書，書為主而我為客，無異寄生于書。”由此，葉景葵自號“書寄生”。

有了場地，還需得力人手。葉、張二人年事已高，便邀請在哈佛燕京大學圖書館供職的顧廷龍南下主持圖書館日常業務。顧廷龍是蘇州人，家學淵源深厚，多年從事古籍編校工作，富有經驗。他擬寫的《創辦合眾圖書館意見書》提出：本館創辦于此時，即應負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責任。

在抗戰烽火中，一場守護中華典籍的無聲較量，就此開始了。

苦心孤詣保存文脈

藏書主要來自當時文化人士的捐贈。

作為合眾圖書館發起人的葉景葵，將自己歷年收藏的各類珍貴古典文獻合計3萬余冊捐入館中，張元濟、陳陶遺及文化界人士也紛紛慷慨捐贈所藏，很多是罕見、珍貴的地方文獻。

“葉景葵等人捐的以傳統古籍為主，而上海當時有其他各類型的圖書館，但獨缺歷史文獻方面的，所以合眾以此為專藏。”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古籍整理研究部主任陳雷說，除了圖書，凡期刊、報紙、書畫、書札、拓片、古器、服物、照相、照相底片及書板、紙型等，合眾圖書館亦均收存。

為防侵略者覬覦，合眾圖書館面向路口的正門不掛任何牌子，也從不打開。張人鳳告訴記者，當時一般要經熟人介紹才能從后門進館看書。顧廷龍之子、著名飛機設計師顧誦芬回憶，錢鍾書是“后門”的常客，自己年少時多次為他開門。

饒是如此小心，租界勢力、日本勢力仍多次以“檢查”“借場地”的名義來打探虛實。館員巧妙周旋，不懷好意者才未得逞。

由于當時經費緊張，無法大規模印刷書籍，顧廷龍親筆謄抄了不少珍貴的古籍。“當時圖書館對面就是愛埃令夜總會，顧老經常伴著舞廳的喧囂聲，在館內通宵安靜地抄書，一字一句把古籍善本保存下來。”陳雷說。

更為難得的是，當時合眾圖書館還收藏保存了一批傳播馬列主義、宣傳革命與進步、介紹中國共產黨活動情況的珍貴革命文獻，秘藏在書架頂端與天花板接合之處。

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宣傳部曾派員到上海征集有關革命史料，在“合眾”覓得一大批珍貴資料，包括1921年版《列寧全書》第一種《勞農會之建設》、1926年版《中國農民運動近況》等百余種。

顧廷龍在《我和圖書館》一文中寫道：“在那暗無天日的歲月里，‘合眾’為搜集保存革命文獻所承受的政治風險，旁人是很難體會的。”

上圖館藏重要組成

合眾圖書館誕生于抗日硝煙之中，燭照至今。新中國成立后，張元濟等將合眾圖書館完整捐獻給上海市人民政府。彼時，館內已有圖書25萬冊，金石拓片1.5萬種。這些典籍成為今天上海圖書館館藏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年，上海圖書館先后出版了合眾時期編纂的《合眾圖書館叢書》《合眾圖書館典藏目錄》，去年還把1萬多種古籍的數字掃描件對公眾開放，其中就包括不少合眾圖書館當年的藏書。

2024年，合眾圖書館位于上海長樂路的舊址正式啟動保護修繕工程。“合眾圖書館舊址”未來將作為上海圖書館家譜館向公眾開放。

“鄭振鐸先生說過一句話：史在他邦，文歸海外，奇恥大辱，百世莫滌。”陳雷說，當年這批知識分子心懷強烈的使命感，冒著各種風險，使珍貴古籍免于在戰火中散佚，保存我國固有文化，非常不容易，值得我們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