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4年至1949年的上海，諾曼底公寓宛如一艘大船，裝載著外僑與華人在租界的沉浮悲歡，也映照著一個時代的動蕩與交融。

在網絡信息傳播迅捷、文旅業日益發達的當下，上海居民和到過上海的外地游客對魔都網紅打卡地之一武康大樓的前世今生，可能都不會陌生。

這幢1924年竣工的大樓原名“諾曼底公寓”，由法商背景的萬國儲蓄會投資，設計者是1918年流落滬上的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奇才鄔達克（此君1947年離滬時已為這座城市設計了上百幢單體建筑），它的63套公寓最初住戶多系法僑，也有歐美其他國家的商人和白領，以及少量華人雜役仆傭。1941年所謂“歸還租界”之后，華人入住率逐漸上升。抗戰勝利后被“孔二小姐”買下。1949年后產權收歸國有。1953年更名武康大樓。

經過世博會以來多次精心修繕，這幢閱盡百年風雨滄桑的船型大樓（包括不斷提升的周邊環境）煥然一新，不僅招來游人如織，萬眾仰望，更引發建筑家、攝影家、影視劇團隊和作家的濃厚興趣，專著專文、紀錄片以及采訪錄（如陳丹燕、陳保平《蚌殼與珍珠》）、攝影集（如趙易宏《住在武康大樓》）先后問世，但以“諾曼底公寓”為名撰寫長篇小說，高淵是第一人。

書名《諾曼底公寓》而非武康大樓，自然主要取材于這座大樓冠名“諾曼底公寓”的年代（1924年至1949年），但小說實際聚焦的時段更短，主要歷史節點包括1932年“一·二八事變”，1937年淞滬會戰（小說主要寫了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的悲壯抵抗），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悍然侵入史稱“孤島”的公共租界、英租界和法租界，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以及全面內戰爆發前夕大量外僑撤離上海。

封面題辭稱該書“追憶1933—1946年的上海風煙歲月”，時間坐標不錯，但全書并未覆蓋這一歷史時段的整個上海，敘事空間限于租界（以諾曼底公寓所在的法租界為主），甚至收縮于公寓內部，再由此輻射當時上海、中國和世界的風云變幻。

作者并不想泛泛講述三四十年代上海故事，而是集中描繪日偽脅迫之下上海租界的命運軌跡，尤其凸顯以法租界為中心的一部分外國僑民的人生百態。

當時活躍于上海租界的這一特殊群體包括工部局、各國領館以及從事商業、金融、保險業、藝術、醫藥、諜報和其他服務性行業的外僑及其家庭，他們一度自稱或被稱為“新上海人”——當然并非“新上海人”的全部。

其實除了原住民（比如小說中開電梯的浦東烏氏四兄妹），上海開埠以來四面八方涌入的國內外移民皆為“新上海人”，但租界外僑無疑是其中更具國際化的一群。這群人真實的上海生活體驗，中國現當代文學以往并非沒有觸及，但大多蜻蜓點水或遠距離眺望。《諾曼底公寓》是以此為故事內核的首部長篇。

然而小說基本敘述視角居然繞過所有外僑，落在公寓看門人周茂生之子周鼎身上。小說還寫了依托諾曼底公寓謀生的其他幾個華人廚師、司機、看門人、電梯工及其家庭的沉浮升降。這些底層華人成分龐雜，良莠不齊，跟外僑的遠近親疏也各不相同，但正是這兩個迥然不同的群體構成了《諾曼底公寓》不分主次的獨特人物譜系。

按照多年閱讀習慣，我也曾試圖在陸續登場的三十多位人物中間分出主角和配角。后來發現這種區分毫無必要。有時候，周鼎以及跟他有感情瓜葛的芬妮、阿葦似乎是主角。有時主角位置好像又該讓給華美銀行老板、法籍猶太人布萊特（芬妮之父），或每周固定時間去外灘國際航運公司上班的德國人菲茲曼。天賦經商才干的“阿葦媽”（布萊特家“胡大廚子”之妻）十分搶眼，而四行倉庫勇士曹南喬（另一位看門人曹魯之子）更牽動許多人的心。司機“歸一”和阿玖（書中唯一成了眷屬的有情人）的婚禮幾乎是全書一個高潮。法國理發師芒斯、工部局樂隊首席圓號意大利人馬爾基尼奧的戲份也不少。他們的重要性一點不在周鼎之下。看著這些人忙來忙去，周鼎甚至“對眼前的一切感到疏離。”

這顯然也是有意為之。《諾曼底公寓》著力描寫“華洋雜處”的群像，并不嚴格區分人物的主次關系。正如全書結尾周鼎喃喃自語，“諾曼底公寓沒有主人，我們都是過客。”

你或許可以說這是局中人物片面之詞。從歷史趨勢來看，曹南喬、周鼎的精神成長以及最后奔赴延安，“閑棋冷子”周茂生、曹魯的地下工作，無疑更為重要。但小說畢竟不等于歷史（盡管作者在歷史真實方面用功極勤），小說所要展示的是浩大歷史洪流中人物群像最鮮明的生存感悟。由此觀之，全書“文眼”可能不止周鼎那句獨白，還應該包括工部局樂隊指揮梅百器似乎不經意的一句話。梅百器參加住在公寓銳角頂端“船長室”的布萊特一家告別晚宴，只想“見識一下船長室的夕陽。”

“船長室”代表諾曼底公寓，“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又恰是這座公寓所代表的整個上海租界無法掙脫的命運符咒。布萊特之女芬妮一語道破玄機，“你說這個世界上，哪里還會有這樣的房間、這樣的窗戶、這樣的夕陽？”

確實這群“新上海人”僅僅在三四十年代上海租界獲得短暫的安穩富足，仿佛自己就是上海人，甚至上海話也說得呱呱叫。但上海租界特殊時空轉瞬即逝，安穩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動蕩喪失，就是這群僑民每一念及此情此景時都無法釋懷的身份認同的危機。

意大利人梅百器說他“只有祖國沒有家鄉，如果說有家鄉，那一定是上海”。布萊特說“我只有家鄉沒有祖國”。芬妮對自己的去留舉棋不定。目中無人的德國老軍醫黑塞甚至縱身一躍，以諾曼底公寓為自己的安息之地。這群身份混亂的世界流民（“過客”）在三四十年代上海租界一度找到片刻歸屬感，又被歷史洪流播遷至別處。他們對“船長室的夕陽”刻骨銘心的感知，或許就是這部小說賦予“諾曼底公寓”的靈魂吧？

在上海特定時期與特定地域，世界和中國曾如此真實而魔幻地水乳交融。高淵成功捕捉和精彩表現了這些富有包孕且不可復制的歷史瞬間，使眾多靈魂的憂樂悲喜獲得藝術定型，也因此為上海現代租界史的文學書寫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