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同時也是徐光耀百歲壽辰及文學創作80周年。徐光耀既是一名身經百戰的革命戰士，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壇泰斗。他的作品同他的名字一樣膾炙人口，在河北乃至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光彩耀人、熠熠生輝。從戰爭年代發表的短篇處女作《周玉章》，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版首部反映抗戰的長篇小說《平原烈火》；從家喻戶曉的電影劇本《小兵張嘎》，到20世紀90年代尋求突破的“我的喜劇系列”隨筆；從2001年憑借紀實性散文《昨夜西風凋碧樹》斬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到2024年在37屆中國電影金雞獎頒獎典禮上榮膺中國文聯終身成就獎……徐光耀不僅以立體鮮活的人物形象、經久不衰的文藝作品陶冶著無數讀者與觀眾，更是用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歷久彌堅的文學情懷，為時代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

抗日戰爭時期的徐光耀 資料圖片

少年參軍：從“紅小鬼”到堅定的革命戰士

1925年，徐光耀出生于河北雄縣段崗村一戶貧苦的農民家庭。命運似乎格外苛待這個不幸的孩子。4歲時母親撒手人寰，年幼的徐光耀與父親、姐姐相依為命。由于沒人記得具體的出生日期，在后來填表格時，他便把生日寫成了“八一”或“七一”，并打趣道：“我能隨意選擇自己的生日，也該是一段幸運吧。”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農村，社會動蕩，民生凋敝，兵匪橫行。少年徐光耀飽嘗現實生活的艱辛，又遭逢山河破碎的亂世。1937年，日本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華，古老的冀中平原被戰火吞噬。抗日浪潮風起云涌。與此同時，魚龍混雜的各路勢力趁機招兵買馬，“主任遍天下，司令賽牛毛”成了當時的真實寫照。徐光耀家鄉附近的不少民團組織和地主武裝打著“保家安民”的幌子，卻專干破壞抗日、坑害百姓的勾當。雄縣米家務村有個“聯莊會”，就是典型的反動勢力，像扎在鄉親們心頭的一根毒刺。

就在這時，一支隊伍悄然進駐段崗村。與國民黨部隊、地方反動勢力截然不同的是，他們不打人罵人，說話和氣，一有空就幫村民挑水、掃院子，還教兒童唱歌、做游戲。大人們竊竊私語：“這是山里來的八路軍，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隊伍。”巧的是，一個班的戰士就住在徐光耀的家中。在與他們的長期交往中，他深切地感受到，這些穿著灰軍裝的士兵比親人還要親。當得知八路軍要開拔時，他哭著跟在隊伍后面，跑出老遠也不肯停。小小的身影在塵土里晃動著，那份戀戀不舍，是孩子才有的純粹與執著。

八路軍走后，徐光耀像丟了魂似的，整天纏著父親要參軍。起初父親死活不答應，后來在果斷、明事理的姐姐的勸說下終于點了頭。在填寫入伍登記表時，部隊文書問徐光耀：“為什么要參加八路軍？”徐光耀愣了愣，原本想說“家里太窮”或“想當英雄”，當文書輕聲提示：“是為了抗日嗎？”他才連忙點頭稱是。就這樣，徐光耀光榮地成為一名人民子弟兵。這一年，他剛滿13歲，和他筆下的“小兵張嘎”一般年紀。

八路軍民主的政治生活和嚴謹的紀律作風，讓徐光耀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溫暖與快樂。由于他人小鬼大、吃苦耐勞、手腳勤快，很快就成了連里的“開心果”。大家總是開玩笑地說：“瞧這小家伙，個頭還沒八仙桌高呢！每次搬桌子，都得踮著腳尖使勁。”別看徐光耀年紀小，表現卻格外突出，大家都親切地叫他“小班長”。參軍前，徐光耀上過4年半小學和私塾。在連隊里，他主動跟著老兵學知識、學文化，幫著打收條、開通行證，工作能力提高得飛快。戰士們常說：“別看徐光耀個子小，喝的墨水可不少！”正是憑借這份機靈和努力，還不到14歲的徐光耀便被組織破格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

1939年初，旅政治部鋤奸科科長來連里選文書，一眼就看中了這個眼里有光的“紅小鬼”。徐光耀由此被調入120師359旅特務營做內勤工作。在黨的懷抱中，在抗戰的熔爐里，他開始了新的鍛煉與成長。曾經那個連自己生日都記不清的農家少年，正在逐步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革命戰士。

徐光耀在徐光耀文學館前留影 資料圖片

戰地日記：“日寇撼山易，撼八路軍難！”

與許多后來才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家不同，在成為作家之前，徐光耀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職業軍人。抗戰時期，他先后“由勤務員而文書，而技術書記，而鋤奸干事，‘五一大掃蕩’后到寧晉大隊當特派員，1944年后，又做過報道參謀，創作組長兼隨軍記者諸職”，曾參加大小戰斗百余場，行軍間隙創作了多篇火線新聞和戰地通訊。豐富的軍旅生涯賦予了他多重身份，而身份的變換又為他提供了多元的視角去觀察、記錄部隊生活。

從軍期間，徐光耀自覺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據他回憶：“最早寫日記是在1940年。后來經常行軍打仗，背不動那么多東西，我把日記藏在房東家里，之后再沒有機會回房東家找，丟了覺得很可惜。那是第一次寫日記。”直到1944年初，徐光耀又重新開始日記寫作，當時他正在寧晉一帶打游擊。從全國戰局的角度來看，抗戰形勢正處于由戰略相持向戰略反攻過渡的關鍵階段。《徐光耀日記》詳細記錄了當時基層士兵戰斗、工作、生活的真實狀況，以及在思想、情感、心理上發生的深刻變化，為研究中國人民抗戰的歷史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資料。

據《冀中抗戰簡史》記載，1943年底至1944年初，冀中部隊對敵作戰多達102次。戰事之頻繁、戰斗之激烈在徐光耀的日記中均有充分呈現：“新興路敵偽約三四十名追來，他們的機槍叫起來，不幸四〇三（當時出于保密需要而以代號代替士兵姓名——引者注）腿部輕傷，俊德同志犧牲”；“正值惶惶之時，聽見遠遠炮鳴，夾雜機槍聲，我估計可能是和統戰軍打上了”；“30號轉至白村，在傳達敵在清剿時之毒辣性、殘酷性，真不免要使人心驚膽戰”……高強度的作戰環境難免使基層士兵感到巨大的壓力。1944年元旦，在參加完辭舊迎新的娛樂晚會后，徐光耀記下了一名戰士復雜的內心世界：“晚上臨睡之前，大隊長閑談說：‘抗戰勝利了也好，死了也好，殘廢了也好。’這話很有意思，是樂觀的又是悲哀的。”

在克服士兵的消極情緒、鼓舞部隊的戰斗士氣上，黨的思政工作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正向激勵作用。對此，《徐光耀日記》中有詳細記錄：“大家開始政治學習，由我讀《評中國之命運》，讀到‘國共關系’一段，我讀著很高興，大家聽著也很高興”；“今天是時事學習的日子，我學昨天發來的文件——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大隊準備整風”；“大家上鋤奸課，由我講了一段漢奸可能活動的方式及我們應注意的事項，這一課令人歡喜，并沒有一個打盹兒”……通過開展黨內思想政治教育，營造濃厚的整風學習氛圍，部隊精神面貌得到了及時有效的調整與改善。

此外，基層連隊還通過教唱歌、演雙簧、寫劇本、看戲劇等娛樂形式來豐富士兵的戰斗生活：“晚上部隊都集合在一個大屋之中，開娛樂晚會”；“近來我的游藝，主要是打撲克和吹口琴”；“我教兩個通信員演雙簧，他們學著饒有興趣”；“還沒吃晚飯，便興致勃勃地從清善橋跑到紀昌莊，好來痛痛快快地看一次《血淚仇》”……這些文娛活動不僅緩釋了徐光耀和戰友們的精神壓力和內心焦慮，同時也強化了部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1943年秋起，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生根本轉折和日軍逐漸失去戰略主動權，中國戰場逐步轉入戰略反攻階段。1944年春季國民黨在正面戰場進行的豫湘桂戰役慘遭失敗，導致整體戰局未能充分展開。相反，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抗日力量卻在敵后戰場向日偽發動局部反攻，不斷取得勝利。這種鮮明的反差對比，極大提振了我軍的戰斗士氣。于是，徐光耀在日記中寫道：“抗戰以來，國民黨之軍竟投降60萬之多，叛將達58名，數字實屬驚人。共產黨領導下之八路軍區區50萬，而能抗敵至半，竟無一排一連投敵。敵寇做夢也不敢想，八路軍會有將級干部投敵，與國民黨軍相比真有天淵之別。日寇撼山易，撼八路軍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舉國歡慶，人們紛紛走上街頭，慶祝這一來之不易的勝利。徐光耀亦在日記中記下當時激動、喜悅的心情：“我興奮得不知怎么好了，吃過晚飯便約好賈參謀，冒著炎日跑出去玩，到處傳布消息……夜晚，我放開喉嚨唱了半夜，把我抗戰以來所學會的歌子全唱了一遍，睡覺的時候說什么也睡不著了，光想如何去繳日本人的械，如何占領大城市。”值得一提的是，此時的徐光耀剛過完20歲生日，卻已是位有著7年黨齡的共產黨員了。

徐光耀親筆簽名的《平原烈火》

回爐重造：“抗戰勝利之后，一定要求去上學！”

徐光耀自幼對文藝情有獨鐘。他在《自傳》中提到，小時候時常聽父親講一些民間故事。然而，參軍之后，由于文化程度低，知識儲備有限，甚至連家信都要請部隊文書代筆，徐光耀感到無比焦慮與自卑：“我所感到的最大困難，一是文字不夠用，二是語言不夠用”；“現在越加害怕和分區的人說話了，總覺得和他們坐在一起，像一只骯臟的豬和一群白凈的馬雜居”……自尊心激發出徐光耀強烈的求知欲。于是，他便以日記為陣地，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積累素材，于槍桿和筆桿的交替間錘煉筆墨。

出于對文藝的共同愛好，徐光耀很快在連隊結交了許多志趣相投的戰友。經過長期的個人努力，加之文友間的取長補短、箴規磨切，徐光耀在寫作水平和表達能力上取得了長足進步，不僅能夠從容地與家人通信交流，還能嫻熟地運用各類文藝形式來表情達意、言志抒懷。1943年深冬，北風呼嘯、大雪紛飛，觸景生情的徐光耀在行軍途中寫下了一首詩歌習作：“雪月交輝樹相稱，行列彎曲蛇行進。可惜勇士文學弱，有景無詩俗了人。”文末還不忘留言“文化水平低，不得驕傲”以自勉。

隨著文藝技能的日漸精進，甜蜜的“煩惱”也接踵而來。徐光耀對文藝事業一往情深，但當時所從事的鋤奸工作極為繁忙：“自己常想，自參加抗戰就做藝術工作，到現在一定發展得很可觀了。然而現在在鋤奸工作上卻一無所長似的，真是令人著急。每想到這就下決心：抗戰勝利之后，一定要求去上學！”

就在他猶豫彷徨之際，華北聯大于抗戰結束后由張家口轉移到冀中平原辦學，恰好就在徐光耀所屬分區的駐地附近。獲此消息，徐光耀喜出望外，果斷放棄已經享受的營級干部待遇，興致勃勃地來到該校文學系，重新當起“學生兵”。雖然只是短期進修培訓，但對他來說卻意義重大，用徐光耀自己的話講：“這是一次重要的文學啟蒙，使我對文學有了基礎性的理解。”在這里，徐光耀不僅結識了蔡其矯、何洛、陳淼、白石、黃山、肖雷等同學、摯友，還有幸聆聽到沙可夫、艾青、周巍峙、賀敬之、蕭殷、嚴辰（廠民）等知名作家、藝術家的授課。

經過8個月的系統學習，徐光耀在寫作上有了質的變化。他曾以“越風”為筆名在《冀中導報》上發表兩個短篇小說，其中一篇正是其文學處女作《周玉章》。該小說的創作靈感來自深入連隊體驗生活的見聞與思考。當時華北聯大組織學員到部隊采訪，“正巧連隊剛打了一仗，發生了這樣一個關于‘落后分子思想轉變’的小故事”。徐光耀敏銳地捕捉到這一人物身上的典型性，于是創作了這篇反映練兵的小說。1947年《冀中導報》發表時，主編蕭殷專門撰寫了一段按語，稱贊這篇小說“不是現象的羅列，不是機械地向雜亂的現實‘照相’，也不是脫胎于‘抽象概念’，而是從有血有肉的現實生活中選擇出來的形象和性格”。

徐光耀的文學求索，與其“在戰斗里學習，在學習中戰斗”的成長軌跡緊密交織。那些日記里反復打磨的字句、文友間相互切磋的觀點、課堂上孜孜以求的知識，都為他日后的“抗戰書寫”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徐光耀親筆簽名的《小兵張嘎》 資料圖片

白手起家：“我何不也來蓋一間？”

我記得好房子是用磚和瓦蓋起來的，但磚瓦是不會憑空飛來的。我既無錢來買，又無別人的幫助，祖先亦不曾遺下這樣財產，怎么好呢？于是決心親自動手拾掇一些磚頭瓦塊，堆積起來，也許將來可以應用。

徐光耀在抗戰期間寫下一篇題為《“零磚斷瓦”序》的文學筆記。在文中，他將文藝作品比作“房屋”，將自身多年的戰爭經驗視為蓋房的“磚瓦”，并坦言雖沒見過什么“高樓大廈”，卻渴望用親手拾撿的“零磚斷瓦”，蓋幾間獨屬于自己的“土草屋”。這份樸素的愿望背后，不僅蘊藏著他對文學的敬畏與執念，更寄托著幸存者對犧牲戰友們的承諾與緬懷。

1949年春，全國即將迎來大解放，徐光耀隨部隊進駐天津，轉入和平練兵階段。在等待勝利的間歇，一種油然而生的創作激情，猛烈叩擊著他的心房，“當年抗日健兒的英雄事跡、軍民之間的魚水深情、艱苦歲月的記憶、生者的希望和死者的囑托”如潮水般涌來，令他輾轉反側，徹夜難眠。于是他將口袋里為數不多的零花錢全部買成紙墨，一頭扎進自己的宿舍，開始向長篇小說“沖刺”。

那是一段激情燃燒的寫作歷程。每天十一二個小時的高強度創作，讓徐光耀“恨不能把一腔熱血嘩啦一下倒出來”。耳畔回蕩的是鬼子掃蕩的陣陣槍聲，眼前呈現的是被怒火點燃的冀中平原，筆端流淌的是對戰友的無盡思念。用鐵釘挖墻成功越獄的周鐵漢、單刀赴會活捉偽軍的蔡大樹、自剜彈頭刮骨療毒的王連長、與敵人同歸于盡的張子勤……那些鮮活的戰斗細節、真實的英雄事跡共同凝結成16萬字的《平原烈火》。

這部作品于開國大典前夕完成初稿，隨后在《文藝報》副主編陳企霞的建議下進行了精心修改，最終于11月定稿。1950年6月，《平原烈火》被列入“文藝建設叢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隨即引發文壇轟動，同年10月再版，次年5月推出單行本，至1957年2月已印刷13次，被公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產生的“紅色經典”之一。

1957年，文藝形勢突變。為了排解內心的苦悶與焦慮，徐光耀依照心理學的方法提示，“集中精力，轉移方向”，全身心投入新的創作之中。“既然要寫，就要寫一個能逗我樂的，能使我感到輕松愉快的題材和人物”，于是《平原烈火》中一個不起眼的邊緣人物——“瞪眼虎”慢慢浮現出來：“12月29日，開始集中散在各處的《瞪眼虎》材料（到1958年1月，得41條），一日之中，爐火為之滅了兩次”；“1月18日，心中躍躍，若有所遇。《張故得兒》（即《小兵張嘎》）腹稿在迅速成長中”；“1月23日，小說正式動筆了”；“3月28日，《張故得兒》今日起草完”；“6月9日，《張故得兒》今日抄改完畢，最后定稿”。

歷時半年之久，中篇小說和電影劇本相繼創作完成。1961年底，小說《小兵張嘎》于《河北文藝》11月、12月合刊號正式亮相；1963年初，由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同名電影上映，“嘎子”形象立刻家喻戶曉——這個調皮又勇敢的小八路，用木制手槍模仿戰斗、只身闖入鬼子據點、以鞭炮嚇退敵軍，他的形象成為無數讀者和觀眾難忘的童年記憶。每每談到這部作品，晚年的徐光耀都會感慨道：“《小兵張嘎》是我的救命恩人。這是我憑著全部精力，用自救心態，拼了命寫出來的。嘎子是我理想的性格，所以寫起來很痛快。”

在徐光耀筆下，抗戰不僅是一段歷史記憶，更是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基因。他以筆為刃，將鐵與火交織的戰斗歲月、犧牲戰友的音容笑貌，一一鐫刻進文學的年輪。從《平原烈火》的雄渾到《小兵張嘎》的靈動，那些悉心積攢的“磚和瓦”，終于構筑起兩座結實而又美觀的“大房子”。

抗戰情結：“不能忘記啊，不能忘記！”

進入新時期，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徐光耀的文學創作也隨之進入一個嶄新階段。他的作品不再局限于對戰爭進程的線性敘事，而是以更沉潛的歷史意識與更細膩的人性觀照，撬動戰爭記憶的深層褶皺。誠如鐵凝所言：“這個階段，他從描繪人的戰爭生活自覺進入書寫戰爭中人的生活。小說的背景仍然多是抗日戰爭，但下筆的重心卻轉向了戰爭中人的更為復雜的、被遮蔽的精神深處。”

《望日蓮》以冀中平原的青紗帳為背景，講述了一位無名女交通員護送八路軍干部穿越封鎖線的故事。與《平原烈火》中硝煙彌漫的戰斗場面不同，這里的戰爭更像一層隱形的幕布，作家的筆力始終聚焦在人物的眼神、動作與呼吸之間。女交通員接過任務時“睫毛顫了顫”，穿越崗樓時“腳步輕得像貓”，完成任務后對著向日葵露出的羞澀笑容，無不將戰爭中的人性光輝淬煉得晶瑩剔透。

《四百生靈》是徐光耀首次涉足戰爭悲劇的作品。小說并未停留在悲壯的犧牲場面，而是穿透硝煙，直抵人性的復雜肌理。營長常大勝因戰功顯赫而變得傲慢專斷，最終將隊伍帶入絕境；“托派”夫婦在冤屈中堅守信仰，以死明志；兵痞閆其古平日庸俗淺薄，卻在最后一刻選擇同部隊存亡與共；女戰士林烈芳用乳汁救護傷員，以圣潔的愛對抗戰爭的殘酷。這些人物掙脫了二元對立的敘事框架，讓戰爭的悲壯性不再體現為簡單的勝負，而是緣于“人在極端環境中的精神裂變”。

及至《冷暖災星》，徐光耀的筆觸進一步下沉到戰爭中的“微小個體”。3個小八路在“五一大掃蕩”中分散隱蔽，輾轉于冀中平原的各個村落，目睹了老百姓為掩護八路軍而承受的巨大犧牲。紀大娘用珍貴的口糧喂養他們，轆轤大伯以妻子的葬禮為掩護擊殺漢奸，狗替兒夫婦從最初的推諉怯懦到最終以命相護……作家以“流浪記”的散點視角，將軍民魚水情拆解為一個個具體的生動細節。沒有豪言壯語、沒有撕心裂肺，卻用極樸素的敘述和描寫，詮釋出最真摯的家國情懷。

晚年的散文創作，更是成為徐光耀“抗戰情結”的精神自留地。在《滾在刺刀尖上的日子》中，他回憶“五一反掃蕩”時戰斗的慘烈：“敵坦克開進街里橫沖直撞，我戰士懷抱手榴彈，滾上去，將其一輛炸毀，嚇得其余三輛掉頭就逃”；《戰地故人》里，他寫下戰友犧牲前的英勇無畏：“在落入敵手時，他赤手空拳，兇得像頭獅子，掙扎、踢咬，大罵不絕，敵人竟無法把他帶走”；《鐵骨錚錚雁蕩山》中，他托物言志，抒發出抗日軍民堅定的斗爭意志：“戰士們的精魂，挺得像雁蕩山的峰脊，任千劫萬世，雨蝕風剝，都無損其鐵骨錚錚、擎天拔地的氣概。”這些散文沒有宏大的敘事，卻以真摯的情感，將戰爭記憶融入可觸可感的生命點滴；沒有華麗的修辭，卻像冀中平原的泥土一樣質樸、厚重，字里行間滲透著的是具體的愛、具體的痛，是理想與信念。

面對20世紀90年代“去革命化”錯誤思潮對抗戰歷史的消解與戲說，徐光耀痛心疾首，居安思危。他表示：“當孩子們不知道‘狼牙山五壯士’為何物，當‘土八路’成了調侃的玩笑，我們丟失的何止是歷史？”為此，徐光耀以一種“執拗的清醒”不斷警示后人，不能忘記歷史：“我們的國旗是紅色的，那是先烈們用鮮血染成的”；“抗日戰爭以其無限輝煌的篇章垂于史冊，照耀千古。先烈前賢遺留下很多物質的精神的財富，大都帶著血絲和血腥，我們不能忘記啊，不能忘記！”

從《望日蓮》的詩意到《四百生靈》的冷峻，從《冷暖災星》的悲憫到《鐵骨錚錚雁蕩山》的赤誠，徐光耀的“抗戰書寫”始終圍繞一個核心——讓歷史記住“人”，讓“人”照亮歷史。“我們紀念抗戰，不是紀念戰爭，而是紀念戰爭中沒有低頭的人。”這份紀念不是口號式的呼喊，而是對具體生命的敬畏，對美好生活的珍視，對抗戰英雄的緬懷，以及對“不能忘記”的堅守。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同時也是徐光耀百歲壽辰及文學創作80周年。前不久，央視記者特意前往河北省石家莊市，對這位老革命作家進行了專訪。在訪談中，徐光耀飽含深情地說：“抗日戰爭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情結，我的大部分文學作品都與抗戰有關。那些在戰爭中犧牲的革命先烈值得我們永遠銘記與懷念。”重溫徐光耀的從軍經歷與創作實踐，既是對那段烽火歲月的深情回望，更是對偉大“抗戰精神”的賡續與弘揚。

（作者：趙振杰、賀姍姍，分別系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