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抗戰音樂是一曲輝煌燦爛的樂章。它是一首抒情詩，給人“戰地黃花分外香”的深沉浪漫；它是一首思鄉曲，面對家園的破碎、親人離散的悲愴，以濃郁的家國情懷點燃人們心中的愛國之火；它是一首戰歌，慷慨激昂，催人奮進，凝聚著全民族同仇敵愾的意志；它更是一部不朽的史詩，偉大而崇高，在國際視野下表達出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思考。偉大的抗戰音樂，為民族留下了永恒的文化記憶。

《義勇軍進行曲》：民族覺醒的沖鋒號

抗戰音樂激蕩著強烈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在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表的抗戰歌曲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1934年，上海電通影片公司邀請戲劇家田漢創作一部電影劇本。同年，田漢便寫出了一部反映青年知識分子覺醒并參加東北抗日義勇軍的電影劇本《鳳凰的再生》的梗概。當時，東北的抗日義勇軍正與日本關東軍進行著殊死搏斗，揭開了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序幕，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要求積極抗日的民眾。1935年初，電通影片公司決定拍攝此片。但因田漢被捕入獄， 孫師毅在征得田漢同意后，將《鳳凰的再生》梗概寫成了完整的電影文學劇本，并由左翼電影小組負責人夏衍等參與該劇本的修改完善，最終將片名改為《風云兒女》。這部電影的主題歌曲即《義勇軍進行曲》。其歌詞仍由田漢創作。原來，田漢被捕入獄后，心里還一直牽掛著這部電影。片中，主人公辛白華的長詩《萬里長城》的最后一節——由田漢創作的一首自由體的新詩，就是后來《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年輕的聶耳主動向夏衍請纓，要求為這首詩作譜曲。于是，在上海霞飛路的一間斗室里，聶耳用短短幾天時間就完成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譜初稿。

《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在情感上摒棄了溫婉和優雅，在形式上不限于格律，在風格上質樸鮮明，具有一種情緒上的“火藥味”和結構上的“自由度”。這類歌詞既是詩歌，又是號角；既是抒情，又是吶喊。正是這種凸顯戰斗性的歌詞風格，造就了其旋律的戰斗性和鼓動性，也帶來了其非對稱性結構特征，進而在句式結構和曲式結構上，唯尊歌詞，無問西東，突破中外既有曲式結構的框范，甚至還體現出基于“斐波拉契數列”的結構特征。

歌詞核心——“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迸發出強烈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里的“中華民族”與“每個人”的并置，正是這種意識的集中體現。正因如此，歌曲一經誕生，迅即為抗戰烽火中的海內外華人所傳唱、共鳴，其凝聚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最終使歌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在太行山上》：烽火中的抒情詩

抗戰的歷程是殘酷的，但抗戰音樂中也不乏詩情浪漫之作，如同一簇簇戰地黃花。《在太行山上》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抒情而浪漫，并展現出一種戰斗的激情。

這首歌曲誕生于1938年的武漢，作為一首救亡歌曲，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關心下創作出來的。曲作者是隨救亡演劇二隊輾轉來到武漢并在武漢組織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冼星海，詞作者是愛國詩人桂濤聲。1937年8月，桂濤聲曾在李公樸的帶領下，和周巍峙等人一起，前往山西進行抗日宣傳，后回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夏，桂濤聲得知八路軍在山西太行山取得重大勝利，并回憶起自己在山西抗日前線親眼目睹的抗日場面，便譜寫了這首《在太行山上》：“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一天，冼星海發現了這首《在太行山上》的歌詞，興奮不已，于是便一口氣將這首歌詞譜成了一首二聲部合唱曲。1938年7月初，在漢口舉行的抗戰紀念宣傳周歌詠大會上，冼星海親自指揮首演了這首歌曲。后來，冼星海在《創作札記》中寫到，《在太行山上》是寫成后“在漢口抗戰紀念宣傳周歌詠大會上由張曙、林路、趙啟海等唱出，聽眾大聲喝彩，要再唱，此后又傳遍了全國。現在太行山上的游擊隊以它為隊歌，老百姓、小孩子都會唱，到處聽到‘敵人從哪里進攻，我們就要他在哪里滅亡’的句子”。的確，正是從這一天開始，《在太行山上》傳遍太行山、傳遍山西，傳遍了全中國，鼓舞和激勵著千千萬萬的抗日民眾奔赴抗日戰場，成為一首重要的抗戰歌曲。

《在太行山上》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抒情寬廣、溫暖明亮，兩個聲部相互應和，營造出歌聲在群山中回蕩的藝術效果，呈現出一種革命浪漫主義的詩情，接著的則是一個既生動親切又莊嚴豪邁的段落。第二部分表現出一種勇往直前的音樂形象，并在進行曲的節奏和律動中結束全曲。這首歌曲在寬廣的旋律和浪漫的詩意中熱情贊頌了太行山抗日軍民，體現出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抒情性與戰斗性相結合的審美特征，既是抗日戰爭時期頗具影響力的一首歌曲，也堪稱20世紀中國音樂的經典之作。

《嘉陵江上》：故土之思與家國之責

家國情懷是抗戰歌曲中一種普遍存在的情感，它將“小家庭”與“大中國”緊緊聯系在一起，訴諸“打回老家去”的藝術表達，在抗戰時期極大地激發了國人的愛國之情，強化了炎黃子孫的中華民族認同感。《嘉陵江上》正是這樣一首典范之作。

《嘉陵江上》由詩人端木蕻良作詞、賀綠汀作曲，創作于1939年的重慶。這首獨唱歌曲兼具歌劇詠嘆調的藝術品格；其歌詞也極富藝術性，體現出敘事性、戲劇性與抒情性的統一：“那一天，敵人打到了我的村莊，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聞到故鄉泥土的芳香，一樣的流水，一樣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歡笑和夢想……”這是一首充滿藝術想象的詩。透過這首詩，既能看到當時日寇侵略下的山河破碎，又能品讀出一個詩人在殘酷現實中不滅的詩意。不僅如此，詩作中顯露出的“懷鄉”和“飄泊”的審美意識，還飽含強烈的民族情感和鄉土意識，使它超越了單純的“鄉愁”，讓人從中獲得一種要與敵人戰斗到底的勇氣和力量。

《嘉陵江上》的旋律具有器樂化特點，在保持其歌唱性的同時，內在的張力和動力構成了其戲劇性核心。歌曲的前半部分表現出了詩人因敵寇入侵而背井離鄉、流浪異鄉的悲切和對故鄉的思念。后半部分則表現出了“我必須回去”的決心和勇氣。最后的“把我那打勝仗的刀槍，放在我生長的地方”就是“打回老家去”的藝術表達。整首歌曲也具有強烈的悲劇性，使詩人內心的悲憤、怒火與對故鄉的思念和熱愛交織在一起，表現出強烈的家國情懷。

《黃河大合唱》：黃河怒濤里的世界回響

抗戰音樂不僅具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宏闊視野下，孕育出深沉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將中國人民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緊密相連。《黃河大合唱》正是這一精神的杰出典范。

1938年10月30日，奉周恩來、郭沫若的派遣，光未然率領抗敵演劇第三隊，從陜西宜川壺口下游東渡黃河，奔赴晉西北抗日根據地。轟鳴的壺口瀑布、剽悍的黃河船夫、黃河兩岸雄奇的山川和抗日軍民英勇的身姿，都使光未然興奮不已。于是，詩人靈感閃現，決定創作一部長篇朗誦詩《黃河吟》。正是從此時開始，“詩人與作曲家的心靈開始契合”，20世紀一部偉大的音樂作品開始孕育。這便是由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的《黃河大合唱》。

1939年1月，光未然一行30多人到達延安。由于光未然途經呂梁時墜馬受傷，故一到延安他就被送進了延安邊區醫院。2月26日下午，時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的冼星海到邊區醫院看望正在養傷的光未然，詩人和作曲家再次會面，并相互表達了再度合作的愿望。于是，光未然放棄了創作長篇朗誦詩《黃河吟》的想法，僅用幾天時間就創作了歌詞《黃河大合唱》。1939年3月11日晚，演劇三隊在延安西北旅社的一個窯洞里舉行了朗誦會。就在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朗誦會上，詩人將歌詞交給了作曲家。1939年3月26日至31日，冼星海在魯迅藝術學院的一孔小窯洞里完成了這部《黃河大合唱》的作曲。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的陜北公學大禮堂，由鄔析零指揮抗敵演劇三隊首演了這部巨作。5月11日，《黃河大合唱》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舉行的魯藝成立一周年紀念音樂會上正式公演。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觀看這場演出，并對這部作品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如果說《黃河大合唱》第七樂章《保衛黃河》表達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那么第八樂章（末樂章）《怒吼吧，黃河》則表達出了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其前置朗誦詞中的“向著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發出你戰斗的警號吧”以及歌詞中的“怒吼吧！黃河！掀起你的波濤，發出你的狂叫！向著全世界的人民，發出戰斗的警號”，這是鮮明的國際主義藝術表達，這種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不僅體現在“全世界人民”的措辭上，更通過其恢宏磅礴、宛如“大兵團作戰”般的音樂形象，構建出一種國際視野下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壯闊意象。

因此，以《黃河大合唱》為代表的抗戰音樂，是抗戰烽火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藝術領域的深刻凝結與回響。這些穿越時空的旋律，承載著民族的苦難與抗爭、人類的共同命運與理想，永不磨滅、永志不忘。

（作者系上海音樂學院賀綠汀中國音樂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