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文學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一種富有創造性的文學思潮和形態，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構成，是一種具有深刻民族主體性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和形態。延安文學是一種豐富性存在，也是一種傳承和激活了中國文學傳統的現代文學。孫犁小說跟趙樹理小說在審美表達和人文關切的面相上盡管各有不同，但是在民族性和人民性兩個維度上具有共同的現代意味。延安文學的價值凸顯和美學呈現并非只有“趙樹理方向”，還有同樣值得肯定和彰顯的“孫犁面相”。這對當代和未來中國文學的創新性發展，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啟示。

關鍵詞：延安文學 現代內涵 中國文學傳統 民族性 人民性

延安文學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一種富有創造性的文學思潮和形態，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構成。中國現代文學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在文學上的呈現，作為中國現代文學重要構成部分的延安文學具有一定的現代意味。延安文學在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中形成，是新文學在一個特定歷史時空中的發展與新變，不僅具有現代意味，還在新的歷史條件和文化語境中進一步開拓了新的文學空間，作出了獨特貢獻，是一種表征和呈現了中國獨特現代特征的文學思潮和形態。

01

認為延安文學是一種具有獨特中國現代意味的文學，其一是因為文學現代特征并非只是西方文學固有的，“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在發展過程中已經包含了不少屬于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學和文化因素，在文學現代化路途上呈現了現代文學的民族化和中國化趨勢。如此，新文學不單單具有現代的屬性，而且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呈現為一種民族性和現代內涵雙重意味的復合形態。這在延安文學“民族形式”論者那里，就有著非常明確的認知。周揚認為，西方的現代文學和思想觀念在新文學發展中已經“成為中國民族自己的血和肉之一個有機構成部分了”，因此，“歐化與民族化并不是兩個絕不相容的概念”。在他看來，由西方思想而來的“人的自覺”觀念，是與五四時期中國社會所普遍要求的人民的自覺和民族的自覺相符合的。在這個意義上，五四新文學建構的基礎既是現代的，也是民族的，是建構一個獨立自強、民主科學的現代民族國家在文學上的正當訴求和表達。而這種趨向民族性與現代內涵雙重意味的文學建構，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這樣一個民族主義思潮風起云涌的時代，尤其在各抗日根據地以及后來的解放區，在當時政治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促動下，就顯得更加自覺和明顯。延安文學也在新的現代意義上建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新思想、新人物、新形式，也在致力于為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而建立新的民族國家的征程上開拓了中國文學的新境界。延安文藝界普遍認為，這樣一種新的文學狀態不僅是創造一種獨立的民族國家文學所需要的，而且在事實上也是屬于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是承續并發揚著五四新文學以來的文學道路的。顯然，這樣一種開放的民族性和現代內涵的復合型價值觀念是一種中國現代觀念在文學發展中有意味的激響。

認為延安文學是一種具有獨特中國現代意味的文學，還有一個重要緣由，就是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和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確立。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不僅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造性構想，而且建構了富有現代價值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這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在立足中國現代發展的基礎上，彌合上述兩種新文化發展路徑的裂隙和分歧。正如有學者指出，延安時期建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即“毛澤東思想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繼承，同時又是對它的變易與更新，這一思想體現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在當時的文化要求”。可見毛澤東思想具有一種強烈的現代意識，也具有自覺的中國化品格：“他的目的是要把現代的東西中國化，尋求現代的中國實現”。而延安文學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學其實在觀念和創作中都較大程度因應了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時代要求，所以，延安文學也就具有非常鮮明的中國現代品格。

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發展中，文學和政治的關系始終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中國現代文學跟一個時代的現代化發展，既相一致，又不一致。這是因為文學不僅反映社會而且反思社會，中國文學的現代特征不僅是中國現代社會情緒的藝術表征，而且包容了中國現代社會情緒的理性和非理性及其所賴以形成的一切根源。而到了延安時期，尤其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之后，延安文學所具有的現代特征與新階段的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文化的意識形態要求表現了高度的一致性。因而此時延安文學現代發展和大眾化趨勢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并非一種審美批判的關系，而是取同一方向的、互為促進的關系，當然，更多還是延安文學因應當時社會和政治需求的關系。這在當時正在進行新的強力社會整合和現代化話語建構的歷史語境中，是必然而合理的存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的“黨的文學”觀念，得以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嶄新建構中獲得創新性發展。延安文學的現代價值在意識形態的深層結構和思想表達中，也就呈現為一種黨的文學形態和美學特征，這是延安文學現代內涵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學現代內涵的獨特表征。

而這樣一種非常鮮明而獨特的現代品格，在延安文學中又有其特別重要的結構性要素存在，這就是人民性維度的客觀存在。只有在新的文化語境中理解人民性維度的重要價值，延安文學現代建構中的民族性和中國性特征才會成為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而非一種簡單的外在性裝飾。

延安文學給人的深刻印象之一，乃是一種面向工農兵和人民的文學，即“工農兵文藝”和“人民文藝”。作為一種具有高度組織化和群眾化特征的文化運動，舉凡文學、戲曲、美術、電影、音樂、歌舞等，都是其重要構成。《講話》要求，文學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但主要和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即文藝的“工農兵方向”。

工農兵是革命的主體，也是人民的主體，而在當時陜甘寧邊區等抗日根據地和后來的解放區，工農兵中的主體又是農民。在延安文藝整風之前，延安文人大都還是沿用五四時期啟蒙主義的眼光去打量農民，認為農民是愚昧的，需要知識分子來啟蒙和教化。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早就表露了相當的警覺：“就經濟因素說，農村比都市為舊，就政治因素說，就反過來了，就文化說亦然。……所以不必說農村社會都是老中國。在當前，新中國恰恰只剩下了農村。”而在這種政治性認知面前，知識分子除了進行思想改造、工農化改造之外，恐怕也沒有其他捷徑可走了。文學的工農兵方向，在當時既是文學現代發展和文學大眾化正在發生巨大轉型的表征，也是建構一種新的現代文學思潮和形態所必然經歷的歷史環節。

工農兵作為革命主體在延安時期獲得了崇高地位，是人民中的主體部分。“人民”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一直在不斷探索和建構的一個重要概念，具有中國現代意義和革命內涵的“人民”正是在毛澤東富有創造性的政治文化建構中完成的。人民話語較工農兵話語具有更大的內在張力、歷史內涵和包容性。工農兵話語主要是在階級論的意義上建構起來的。而人民話語盡管在毛澤東延安時期的理論建構中，也是從階級論的意義上來思考和探索的，但是它不僅具有“階級”的屬性，而且具有“民族”的屬性，不僅包含了無產階級，還包含了中華民族，于是，階級與民族的內涵在人民話語中得到了一種更高程度的辯證綜合。革命即將勝利之際，毛澤東又及時思考了新中國政權組織形式等問題，富有歷史意義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這樣一個政治命題。在這個命題中，“人民”處于主體和核心的位置，沒有人民主權的確立就不可能建構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毛澤東希望建構的新中國正是這樣一個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是新中國的主旋律，才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嶄新建構的價值擔當。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的人民話語才有可能成為一種現代話語。延安文學中的人民性維度也就具有更為崇高的品性。

關于文藝領域中的人民本位問題，其實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著作和演講中反復提到過，并且在1944年1月于延安觀看新的平劇《逼上梁山》之后，在寫給編導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中，明確從“人民”角度談到了戲劇革命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及其富有革命性的現實意義。他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毛澤東不僅在論述戲劇革命時貫徹了他的人民歷史觀，而且提到了郭沫若在歷史劇方面的成就。1945年，郭沫若明確提出，“今天是人民的世紀，我們所需要的文藝也當然是人民的文藝”。關于“人民本位”，郭沫若曾經在1946年作過說明：“從前對于歷史人物與事實的敘述和批評，一向是專站一定的立場，即站在帝王底立場來敘述批評的，是從王朝底利益統治者的利益出發的，是以帝王底利益為本位的。今天應以人民為本位，老百姓做主人，對于過去歷史的看法，也跟著起了變化。……歷史從前是在統治階級底手里，是被歪曲的，現在要糾正它。這種翻案，是要求歷史底真實。”1949年，周揚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做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題目即為《新的人民的文藝》。人民文藝新在何處？新就新在它是一種具有強烈人民性維度價值的文藝，一種人民本位的文藝，一種新中國文藝或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藝的先鋒形態。延安文學現代發展中的人民性維度，也于此得以彰顯和廣泛認同。

綜上所述可知，延安文學所具有的重要現代內涵至少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兩個方面，它是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學觀念的現代建構和大眾化實踐中，創造性地宣告了一種新的現代文學的形成。換言之，延安文學不僅是一種具有現代意味和大眾化特征的文學，而且是一種具有中華民族主體性的中國現代文學。從民族性和人民性兩個維度確立了延安文學，我們就可以進而探討延安文學的現代發展與中國文學傳統的復雜關聯。

02

在延安文學不斷發展和演進中，致力于新的民族形式的變革和創造始終是其得以蓬勃發展的內在線索之一，也是其內在動力之一。正是具有這種形式變革的熱情，延安時期的作家在那樣一個戎馬倥傯的年代，才會成功創作了一系列現代經典作品，尤其在后期延安文學階段，更是在新的形式變革和文體創造上，達到了一種新的歷史高度。此時不僅誕生了新的民族歌劇《白毛女》，也出現了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新評書體小說，孫犁《荷花淀》《蘆花蕩》等抗戰抒情小說，以袁靜、孔厥《新兒女英雄傳》為代表的抗日英雄傳奇，以及李季《王貴與李香香》為代表的民歌體新詩等。倪偉認為：“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時期，文學象征社會的方式會呈現出某種一致性，不僅在某些特定的文類中，而且也會在普遍的文學層面上，表現出某種形式上的一致傾向。只有抓住這些積淀的形式特征，才有可能建立起對特定社會歷史時期文藝的相對系統化的詩學分析。”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延安文學經典作品，其實都在創作上呈現了延安文學現代發展跟中國文學傳統的密切聯系。延安文學現代內涵的形成，其實包含了對于中國文學傳統中諸多因素的積極傳承和發展，并在更高程度上對中國文學傳統進行了吸納、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當然，這些傳統既有古典文學中的大傳統，也有民間藝術中的小傳統。其中抗日英雄傳奇對于章回體小說、民歌體新詩對于陜北信天游等歌謠形式的借鑒和改造，以及其中所體現的現代品格，都是非常明顯的。而在延安文學中，趙樹理小說和孫犁小說其實分別代表了延安文學俗和雅的兩面，在延安文學現代發展與中國文學傳統的關聯上頗有代表性，本文在此以這兩位作家的小說創作為中心，對該問題進行重點討論。

與《講話》精神相契合的文學實踐最先是趙樹理的小說，其成名作《小二黑結婚》在《講話》發表之前就已經完成了。這種先在的契合表明趙樹理創作的成功并非偶然。趙樹理立志要做的是“文攤文學家”而非“文壇文學家”：“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里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就是我的志愿。”他的文學通俗化寫作，主要是一種面向農民和鄉村，借鑒民間和傳統文藝形式，能夠跟不識字或文化程度很低的農民讀者達成一種有效審美和思想交流的寫作。趙樹理對民間藝術和古典小說非常熟稔，在他的小說中，傳統的、民間的文學藝術元素能夠自然流貫其間，像是自然生長出來。他的小說在情節結構上往往采用有頭有尾的線性敘事，借鑒了古典小說尤其是古典白話小說的敘事傳統；而由于“中國的舊小說實際上就是評書式的”，所以他“一開始寫小說就是要它成為能說的”，這就使他的小說成為一種可說可聽的小說；趙樹理在小說中加入了一定的曲藝形式要素，比如《李有才板話》中的快板，其說唱的形式形成了一種趣味性；趙樹理喜歡地方戲曲，所以他的小說多有風趣的場景化敘事和大團圓結局，這在《小二黑結婚》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凡此種種，可見趙樹理的小說深受中國傳統文學和民間藝術的影響，因而具有一種特有的來自民族文化和鄉村泥土深處的神韻。

但是，趙樹理小說并非古典小說而是現代小說，因為他在小說中吸收了五四新文學以來的一些敘述手段和技法，并與傳統敘事方法進行了自覺融合與創新。他自己曾說：“我在文藝方面所學習和繼承的也還有非中國民間傳統而屬于世界進步文學影響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夠成為職業寫作者的條件主要還得自這一面——中國民間傳統文藝的缺陷是要靠這一面來補充的。”比如在《小二黑結婚》開頭介紹二諸葛和三仙姑出場時，“劉家峧有兩個神仙：一個是前莊上的二孔明，一個是后莊上的三仙姑”，在《李有才板話》中介紹李有才出場時，“在老槐樹底，李有才是大家歡迎的人物，每天晚上吃飯時候，沒有他就不熱鬧”，一個擬說書人的敘述口吻已經沒有了古典白話小說和評書中的程式化俗套，而是有著現代小說敘述者的功能性存在，將古典小說中的說書人敘述跟現代小說中的敘述者巧妙融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新的創造。郭沫若認為，在趙樹理創作中，“章回體的舊形式是被揚棄了。好些寫通俗故事的朋友，愛襲用章回體的舊形式，這是值得考慮的。‘卻說’一起和‘且聽下回分解’一收，那種平話式的口調已經完全失掉意義固不用說，章回的節目要用兩句對仗的文句，更完全是舊式文人的搔首弄姿，那和老百姓的嗜好是白不相干的。……作者破除了這種習氣，創出了新的通俗文體，是值得頌揚的事。”這種新形式，顯然是民族性與現代內涵的統一，具有文學現代發展的全新內涵。

此外，趙樹理小說的現代意味還來自它所具有的革命性和啟蒙性功能。1941年，趙樹理對文學的通俗化寫作就有著自己的深刻理解：他不僅把通俗化作為抗戰動員的有效手段，而且認為它是“‘新啟蒙運動’一個組成部分”：“一方面應該首先從事拆除文學對大眾的障礙；另一方面是改造群眾的舊的意識，使他們能夠接受新的世界觀”。后來，他又說自己寫的是“問題小說”，不僅要讓“老百姓喜歡看”，而且要在“政治上起作用”。這表明，趙樹理致力于《小二黑結婚》等通俗小說寫作，是有著明確的革命宣傳意識和現代啟蒙意圖的。這種意圖的實現并非依靠個人主義作家的視角進行外在灌輸，而是致力于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的時代氛圍，通過農民的眼光和方法進行真切感受。趙樹理的小說具有深刻的時代變革內涵，與毛澤東在當時闡述的關于鄉村和農民的觀念相契合。在這點上，趙樹理小說具有人民性內涵的典范特征。曾有人認為趙樹理“不認為文學是人學，不認為文學的崇高使命是研究人、表現人、從審美的角度通過藝術形象去陶冶讀者的心靈，而是把文學當作一種為農村現實政治服務的特殊工具”。這種看法忽視了趙樹理筆下農民世界的真實性與豐富性、那個時代農民所具有的革命性，以及農民在欣賞其作品時所受的身心感動。這種身心感動是一種新的文學藝術的教育和啟蒙。在趙樹理小說的現代內涵和革命價值上，民族性維度是其基本的渾然天成的形式特征，而人民性內涵是其小說最為基本的人文內核，不理解這兩個層面及其形式與內涵的辯證統一，就不能準確理解趙樹理小說乃至延安文學的現代特征和革命價值。

趙樹理之外，孫犁是另一個延安文學的杰出代表。孫犁的抗戰小說具有較為獨特而精致的藝術表達，其對人性和人情美的書寫，使他在創作中過濾人間的不幸和邪惡，凸顯美好和善良。孫犁熱愛中國古典小說，對古典小說的語言藝術風格和人物性格刻畫有著獨特而深刻的體悟。他曾評價《聊齋志異》“文字生動跳躍”，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簡潔精煉”，《紅樓夢》“達到了中國文學語言空前的高度”，語言“純凈”，“簡直沒有一句重復沒用的話，沒有一句有無均可的話”。古典小說簡潔精練的語言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在小說創作中非常注重語言的典雅和簡練。孫犁小說中的狀物描寫，往往能提煉最為傳神的字眼，比如寫河流的軌跡，“滹沱河在山里受著約束，晝夜不停地號叫，到了平原，就今年向南一滾，明年往北一沖”，用的是“滾”字、“沖”字；寫屋里歡樂的氛圍，“小屋活潑起來，浮著歡笑”，用的是“浮”字；寫鳥的飛行，“一只飛鳥橫過隊伍”，用的是“橫”字；等等。其語言簡練準確，無不受到古典文學煉字的影響。在對話描寫上，孫犁曾說，《聊齋志異》的人物對話“光彩奪目”“驚心動魄”，唐傳奇對話敘事“簡潔漂亮”“光彩照人”，《水滸傳》中人物的性格“全用他們的談話表現出來”，是“對語言的絕大的注意和造就”，尤其《紅樓夢》的人物的每一句話，都是人物心靈的交流，“那人物的對話，叫人讀起來，就像看見了說話人的神情，聽見了說話的聲調”。其在小說中也是特別注意人物對話的性格化處理，比如《荷花淀》中水生嫂對丈夫說，“你總是很積極的”，“你走，我不攔你，家里怎么辦”，“你明白家里的難處就好了”，“你干的是光榮事情，我不攔你，你放心走吧”，等等，這些話就包含了既嗔怪又體諒的復雜情感。除了語言，孫犁小說與古典文學最為重要的關聯，在于它與中國文學中的抒情傳統有著微妙而深厚的傳承與創新。

孫犁的抗戰小說充滿詩意而沖淡的抒情，這在其成名作《荷花淀》發表時就已呈現出來。他曾言，《荷花淀》等小說“引起延安讀者的注意，我想是因為同志們長年在西北高原工作，習慣于那里的大風沙的氣候，忽然見到關于白洋淀水鄉的描寫，刮來的是帶有荷花香味的風，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鮮吧”。這點出了其小說的鄉土淵源，也道出了作家的藝術自覺。他在延安窯洞這一片安靜的創作氛圍中，詩意的回憶瞬間氤氳了他的藝術空間，精致和富有美感的抒情正在這樣一種沉靜而溫馨的回憶中呈現出來。如《荷花淀》的開頭：“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潔白的云彩上。她有時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銀白世界。水面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風吹過來，帶著新鮮的荷葉荷花香。”這種語言典雅而優美，帶有一些文人趣味，但其人與自然相和諧的意境式圖畫，是鄉村勞動者也能感受到的。作者將讀者一同拉向那種帶著詩意的時空感受和回憶，使讀者沉浸在那片空蒙柔情的銀白世界里。1992年孫犁回憶道，“《荷花淀》等篇，是我在延安時的思鄉之情，思親之情的流露，感情色彩多于現實色彩。”這就道出了孫犁小說抒情性的基調，沒有來自現實生活和生命之中的情感抒寫，延安文學就不會出現這種醇厚悠然、影響久遠的抒情小說。孫犁小說的抒情不僅承續了魯迅、廢名、沈從文等人開創的現代小說抒情傳統，更是繼承并創造性轉化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抒情傳統。誠如王瑤指出：“魯迅小說對中國‘抒情詩’傳統的自覺繼承，開辟了中國現代小說與古典文學取得聯系、從而獲得民族特色的一條重要途徑。在魯迅之后，出現了一大批抒情體小說的作者。如郁達夫、廢名、艾蕪、沈從文、蕭紅、孫犁等人，他們的作品雖然有著不同的思想傾向，藝術上也各具特點，但在對中國詩歌傳統的繼承這一方面，又顯示了共同的特色。”顯然，孫犁的抗戰小說與古典文學有更為深遠的聯系，使其小說具有民族性的重要內涵。中國古典文學自《詩經》《離騷》以來就具有言志抒情的傳統，有學者認為，與西方文學傳統相比較，“中國文學的榮耀并不在史詩；它的光榮在別處，在抒情的傳統里”。孫犁在其小說中以現代人文情懷對古典文學中的情感母題進行了現代轉換，形成了一種新的創造。這在《荷花淀》《囑咐》等小說的抒情性描寫中都有著出色體現。這種中國化抒情與現代人文情懷的巧妙表達都體現了一種獨特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特征。在孫犁抗戰小說的現代發展和建構上，民族性維度是其渾然天成的形式特征，而人民性內涵是其基本的人文內核，不理解這兩個層面及其形式與內涵的辯證統一，就不能準確理解孫犁小說乃至延安文學的現代發展和革命價值。

結語

延安文學從形式和內涵而言具有豐富性，并傳承和激活了中國文學傳統。孫犁小說跟趙樹理小說在審美表達和人文關切上盡管具有種種不同，但是在民族性和人民性兩個維度上具有共同的現代表達和人文訴求，在此意義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孫犁小說并非游離在延安文學之外，而是以其獨特的現代審美形態豐富和拓展了延安文學的現代內涵。延安文學的價值凸顯和美學呈現并非只有“趙樹理方向”，還有同樣值得肯定和彰顯的“孫犁面相”。因此，延安文學的現代發展并非一種單一而貧瘠的存在，而是一種深刻而豐富的存在。延安文學之所以具有較為厚重的歷史底蘊、創新性的現代審美內涵，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對中國文學傳統的自覺弘揚和對中華文明的精神體認，并且在中國現代文化和思想觀照中進行了適當的創造性轉化。延安文學不僅繼承并創新了一些中國文學傳統，也成為一種具有深刻民族主體性的中國現代文學。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正在有序展開的偉大實踐，新時代文學在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發展和創造將在民族性和人民性上真正地呈現和發展。從現代內涵來看，新時代文學是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文學在新的歷史階段的呈現和發展，也是一種傳承和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形態。在這個意義上，傳承和激活了中國文學傳統的延安文學是一種典范，它為當代和未來中國文學的創新性發展，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啟示。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