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皇城根下的景山后街，自幼便熟悉京城的名勝。然而，那座名揚中外的盧溝橋，卻直到2015年，才得以進入我的視野。

那年初秋，在古都最迷人的日子里，我帶領一支小小的隊伍，從加拿大飛到中國，參加一系列重要活動，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隊伍中的幾位加拿大人，皆為精挑細選的學者、作家、科研人員。他們都是白求恩醫生的崇拜者，且每個人都懷著特殊的使命感。

加拿大老共產黨員比爾·史密斯是社會活動家，他的父母是加拿大共產黨的早期代表人物。在西班牙內戰中，其父愛德華曾擔任加拿大志愿軍旅長，與白求恩大夫的醫療隊并肩作戰。其母莉蓮曾保留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白求恩與毛澤東主席的合影照片以及白求恩從晉察冀戰場寫給她的最后一封信件，動員她赴華參戰。

在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紀念日這天，比爾·史密斯在北京飯店金色大廳里，把一批珍貴的中國革命歷史文物捐獻給了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完成了父母長達76年的心愿。

丹尼斯·鮑克是加拿大著名小說家。在他2006年出版的小說《共產黨人的女兒》中，描述了在日本軍隊長驅直入華北山區造成的死亡和混亂中，白求恩撰寫的一封令人心痛如絞的長信，信中剖析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歷程。

鮑克此行隨我來華，希望參加“沿著白求恩足跡”的旅行活動，親自體驗他筆下這位英雄當年生活戰斗過的地方。

瑪格麗特·雷默博士與鮑克一樣，同為作家，還是學術刊物的編輯。在京停留期間，他們參觀了魯迅文學院，對中國作家得天獨厚的學習環境極是艷羨。

戴羅爾·勃蘭特教授這位著名學者是我的同事。他在美國長大，曾就讀于哈佛大學。為了逃避越戰征兵，他于1967年移民加拿大，致力于文化精神領域的研究，擔任《大英百科全書》世界宗教條目的編審。

勃蘭特教授是這幾位嘉賓中唯一之前到訪過中國的人。2012年5月，他曾來山東參加第二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并采訪調研了中國各種宗教派別，制作用于海外教學的資料。

約翰·摩爾是隊伍中唯一的醫療領域人士。他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倫敦市的韋仕敦大學任研究員。其專業領域是在心臟手術過程中采用圖像引導的技術，把新型技術轉換到臨床醫學應用中。

摩爾和同事們的最新發明成果是“模擬心臟”，擬用于心臟瓣膜修復手術。整套設備的商業價值是23000美元。摩爾這次來中國，特意攜帶了這套設備，捐贈給了北京協和醫學院。

各種捐贈活動完成后，我們來到了盧溝橋。在外國人心目中，這處被稱為“馬可波羅橋”的景點堪稱意義非凡，只因當初那位意大利旅行家曾通過這座石橋步入古都，留下了令人神往的描述。

橋的美麗絕倫映射出勞動人民的智慧與心血，自古有無數文字描述過，我不再贅言。代表團成員們紛紛踏上坑洼不平的石板，撫摸著橋欄上精美的雕刻，興奮地高聲喊叫，擺出各種姿勢拍照。

我卻駐足不前，留在了橋頭，深恐我的足跡會加速歲月留痕的磨損。

極目遠眺，我腦中浮現的，是1939年某天，新西蘭護士凱瑟琳·霍爾寫給白求恩的一封信。

親愛的白求恩醫生：

和你會面的第二天，我就動身去北平了。經數天跋涉，我終于抵達了這座美麗的東方古城。多么遺憾，你沒能和我一起旅行啊，否則我可以做你的向導，陪伴你參觀所有的名勝古跡。我敢保證，你對見到的一切，都會由衷地喜歡！

抵達北平次日，我便帶著你交給我的那張清單，去了莫里森大街（注：王府井大街）那家大藥房。因為我所需要的數量過于龐大，所以店家拒絕出售給我任何藥品。顯而易見，日本人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嚴防任何醫療物資包括藥品流出日本占領區，用于軍事目的。我了解到，醫療物資必須有敵人官方的正式批準文件才允許出售。在零售店里，可以不用批準就買到少量藥品。但我發現，如果完全依賴零售店這條渠道的話，我恐怕要耗費至少半年的時間，才能買齊你所需要的全部東西，于是……

凱瑟琳進京時，會經過眼前這座橋嗎？我癡癡地發呆，似乎看到了她駕著騾車馳過橋頭的身影。

我從史料中了解到，白求恩大夫身處太行山兩年，消息閉塞，深感孤獨，曾十分渴望能去一趟北京。然而，直到他犧牲，這一愿望都未能實現。

沉思間，身邊傳來一聲輕輕的呼喚。勃蘭特教授湊過來，主動為我拍攝下了一幀留影。

橋旁不遠處，矗立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看到白求恩醫生在小廟里搶救八路軍傷員的那張巨幅照片時，比爾·史密斯莊重地舉起拳頭，口中喃喃宣誓。

第二日清晨，一行人告別了京城。大巴下了京石高速，一路朝西，馳往太行山腹地。遠方蔚藍的天幕上，突然閃現出一片形狀奇特的山峰，似刀鋒鋸齒，直刺云天。無疑，那是狼牙山。

我匆匆走到車頭，讓導游把五壯士跳崖的故事講給車上的外賓們聽。導游杏目圓睜：“狼牙山？沒聽說過呀！”

我也驚訝。“看你剛才口若懸河地介紹了一大堆河北名勝，怎么竟連這個都不知道！”

見她紅了面頰，我不再啰嗦了，拿過她手中的麥克風，指著窗外，用英文講了狼牙山那段歷史。話音剛落，比爾·史密斯就喊道：“謝謝你，彥！這才是我們想聽的東西！”

步入晉察冀烈士陵園，看到鐫刻在墓碑上的成千上萬個名字時，一路談笑風生的丹尼斯·鮑克沉默了，跟隨大家，在白求恩衣冠冢前，一圈圈繞行，悼念那個不朽的英靈。

接著來到了葛公村，在那個簡陋粗糙至極的“白求恩衛生學校”小院里瀏覽時，約翰·摩爾問，白求恩如何解決他的衛浴需求呢？

導游指指角落里那個茅棚。進去看過，出來時，人人都變了神色。

“彥，假如沒有堅定崇高的信念，一個西方人，是很難在這種地方生活的，哪怕僅僅是幾天！”瑪格麗特·雷默對我感嘆。

暮色中，村里的男女老少紛紛走到路邊，與代表團揮手道別。大家給孩子們的胸前都別上了一枚白求恩紀念章。

回到加拿大后不久，我與勃蘭特教授商議，編輯出版了一本英語合集《重讀白求恩》。10位加拿大與中國學者，從詩歌、散文到學術研究，為人類共同的追求，闡述了真誠的心聲。

正如天津作家任芙康所說，“白求恩長垂青史的殊榮，如藍天遼闊，海洋浩瀚……許多年來，白求恩始終不曾離開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