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文獻中心，珍藏有180余冊生活書店出版的紅色文獻，其中一部《近代經濟學說史》還是館藏24冊毛澤東藏書之一。這些圖書不僅是一批珍貴的紅色文獻，更見證了生活書店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開展文化戰線抗日救亡運動的一段極不平凡的歲月。

生活書店的前身是創辦于1925年10月的《生活》周刊社，早期的辦刊宗旨是“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在其主編鄒韜奮的努力下，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后，發行量已從最初的2800余份猛增到12萬份，最高一度達15.5萬份，創下當時中國雜志發行數的紀錄。九一八事變激發了鄒韜奮強烈的愛國熱忱和政治覺悟，他開始以筆代劍，利用《生活》平臺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運動。1932年7月，為防止《生活》周刊被國民黨政府封禁，鄒韜奮等人考慮將周刊社變為書店，既可以出版期刊，也可以出版圖書，生活出版合作社于是應運而生，對外稱生活書店，總店設在上海。

誕生于民族危難之際的生活書店，面臨著國土淪喪、民生凋敝。在這一時期，鄒韜奮逐漸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質，經過反復觀察、比較與思考，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救亡的路線方針產生認同。中國共產黨也派人協助鄒韜奮管理生活書店，在經營、組稿、編輯、出版等方面給予許多支持和幫助。生活書店通過創辦《新生》《文學》《世界知識》《婦女生活》《大眾生活》等一系列進步刊物，有意識地宣傳馬列主義和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在進步群體特別是進步青年中產生很大影響。特別是1935年11月創辦的《大眾生活》周刊，在“一二·九”運動中起到了重要的宣傳作用，它大力宣傳抗日救亡，反對對日妥協，支持學生愛國運動，得到了讀者的積極響應和支持，在創刊1個月內就收到近萬封來信，發行數最高時達20萬份。至全面抗戰爆發前夕，生活書店在5年中出版了10種期刊、近400種圖書，在國民黨政府實行反革命文化“圍剿”的形勢下，為進步文化工作者開辟了戰斗陣地。

1938年，鄒韜奮在漢口見到了周恩來，建立了與黨的直接聯系，在與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交往中，他進一步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更加堅決地執行黨的決定，遇到書店經營的問題主動向黨請教。黨組織也進一步加強了對生活書店的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使其正式成為黨直接領導下的紅色文化堡壘。其中，上海生活書店在日軍占領的艱難條件下堅持抗戰，堅持紅色出版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特殊貢獻。

1937年淞滬抗戰爆發后，日軍占領上海，但暫未涉足生活書店所在的上海租界，那時上海的英法租界被稱為“孤島”。此前，上海生活書店早已采取人員內遷等措施，僅有幾個員工留守。在這種情況下，生活書店在黨組織的積極支持和幫助下，克服交通隔絕、人員稀缺等諸多不利條件，利用租界的特殊便利堅持出版進步圖書。據統計，僅1939年，上海生活書店就出版新書和再版圖書多達123種，其中初版至少57種。圖書種類主要包括：一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理論著作，如馬克思著《雇傭勞動與資本》，馬克思、恩格斯合著《政治經濟學論叢》《〈資本論〉通信集》，恩格斯著《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列寧著《帝國主義論》增訂本等；二是由中外馬克思主義學者撰寫的理論普及讀物，如蘇聯哲學家羅遜達爾著《辯證認識論》，李昂吉葉夫著《資本主義》，沈志遠編《研習資本論入門》，艾思奇著《實踐與理論》等；三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的中國歷史研究著作，如吳黎平、艾思奇合著《科學歷史觀教程》，何干之著《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等；四是反映抗戰的圖書，如徐盈等著《魯閩風云》等。其中許多都是宣傳進步思想的高質量圖書。同時，上海生活書店還堅持出版《戰時讀本》《文藝陣地》等宣傳抗戰的書刊。這些書刊除供應上海地區外，還通過海運從上海輾轉香港、越南，后經滇越鐵路運至昆明，供應后方。生活書店還大量采購《魯迅全集》《西行漫記》等圖書轉發內地。其中，幾套《魯迅全集》還通過特殊渠道送到延安。

這些書的出版，為后方源源不斷地供應著抗戰所需的精神食糧。廣大愛國青年通過生活書店出版的圖書受到了馬列主義的啟蒙，接受了進步文化思想，上海生活書店在出版界的地位也大幅提升。當時，只要有大后方的生活書店門市部開張，那里就會成為青年人爭相前往閱讀和淘書的“圣地”。有人回憶當時國統區生活書店門市部的經營盛況時提到：“各地進步書店的門市部，尤其是三店（指生活、讀書、新知三店）的門市部，讀者都是擁擠得只見人頭攢動，搶購他們熱愛的、對他們增進知識有幫助的、對他們政治認識和思想上能獲得指導的，不論理論書籍和文藝讀物，都情愿跑很遠的路，寧可餓著肚子，省下錢來首先要求武裝起他們的頭腦，為參加革命工作，反對獨裁統治在政治上、思想上創造條件。相反，國民黨反動派集團所辦的書店，像正中、中國文化服務社、青年書店等，雖有意地開在我們進步書店的隔壁或對門，位置好、地方寬、裝潢漂亮，但是門市部經常是門可羅雀。”

上海生活書店活躍的出版活動早就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不滿。隨著戰爭持續，形勢不斷惡化。為保存有生力量，根據周恩來等人的指示，1940年秋，上海生活書店與黨領導下的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一起在蘇北抗日根據地成立了“大眾書店”，在上海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通過秘密渠道將圖書源源不斷地送往根據地，由此成功開辟了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圖書市場。

1941年12月8日，日軍空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日軍即全面占領上海租界“孤島”，上海生活書店的編輯出版活動被迫結束。但是，上海生活書店的工作不斷、人員不散。書店的留守人員為保持同蘇北抗日根據地的聯系，先后成立了新光百貨公司、正泰行等經營機構，一方面為書店籌措資金，另一方面從事黨的貿易工作，成為地下黨組織的活動據點。更難能可貴的是，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留滬的編輯人員還在分頭準備稿件，以待抗戰勝利后能第一時間出版發行。

1944年，鄒韜奮在上海去世。中共中央根據他的遺愿追認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親筆題寫的挽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1949年7月，中共中央在《關于三聯書店今后工作方針的指示》中進一步指出，在黨的領導之下，三聯書店（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向國民黨統治區域及香港的讀者，宣傳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在各個時期的主張，這個書店的工作人員，如鄒韜奮同志（已故）等，做了很寶貴的工作。充分肯定了上海生活書店發揮的重要作用。

2025年是我國杰出出版家和新聞記者鄒韜奮誕辰130周年。回望生活書店那段不平凡的抗戰歲月，其所凝結的“堅定、虛心、公正、負責、刻苦、耐勞、服務精神、同志愛”的生活書店精神依然歷久彌新，永遠激勵后人為黨的出版事業不懈奮斗、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