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作家藍博洲日前在桃園舉辦《反殖民的左翼斗士》新書發布會。該書收錄臺灣農民運動先驅李應章、農運斗士伍金地、工友協助會婦女部長許月里、赤色救援會干部廖清纏、臺灣民眾黨秘書長陳其昌5位臺灣反殖民左翼斗士的抗爭事跡，作為紀念臺灣光復80周年的獻禮，以此延續臺灣民眾的“正派氣概”。

6月14日，藍博洲在《反殖民的左翼斗士》新書發布座談會上發言。圖源 新華社

藍博洲1960年3月出生在臺灣省苗栗縣，代表作品有《幌馬車之歌》《尋找祖國三千里》以及《臺北戀人》等。他還曾任中國統一聯盟副主席、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創會主席。6月18日，藍博洲先生接受媒體獨家專訪，暢談該書的創作，以及臺灣在中國抗日史中的角色。

活生生的歷史經歷者

記者：請談一下你所理解的臺灣反殖民斗爭的幾個階段，你如何看待此過程中臺灣與大陸抗日歷史的關系？

藍博洲：臺灣的抗日史和大陸的抗日史是緊密關聯的。清王朝的衰敗導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之后經歷了幾個階段的抗日。第一階段是1895年的反占領，丘逢甲等人成立了“臺灣民主國”。“臺灣民主國”并不是搞“臺獨”，而是在清朝無力的情況下，出于政治上的考慮，試圖通過“三國干涉還遼”的模式，通過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涉，防止臺灣被割讓給日本。清朝交割以后，“臺灣民主國”就瓦解了，唐景崧、丘逢甲等人奉命回到大陸。臺灣民眾又自發開展長達5個月的反日戰斗，一直到日本攻下臺南，宣布完全占領臺灣。

但是，臺灣民眾還在繼續進行武裝斗爭，直到1903年林少貓的抗日武裝被鎮壓后而暫息。大概到1907年，隨著孫中山領導革命起義的發展，臺灣的武裝抗日活動又活躍起來。因為臺灣是清政府割讓出去的，辛亥革命的成功讓臺灣同胞看到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祖國的希望。1915年，臺灣同胞又轟轟烈烈地展開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斗爭。民眾也深刻認識到，臺灣的命運是跟祖國聯系在一起的。歷經20年武裝抗日血的洗禮讓臺灣人意識到，除非祖國強盛起來，否則自己是無法孤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

到了上世紀20年代，臺灣有識之士與青年學生展開了以“文化啟蒙”延續民族命脈的文化抗日，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臺灣文化抗日各條陣線的團體又遭到全面鎮壓。一直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形成。這個時候，臺灣同胞尤其是知識分子、有識之士就知道，臺灣的抗日不再是孤立的，臺灣解放的希望系于祖國的抗戰勝利。此后大概有5萬名臺灣人回到大陸，直接或間接參加各條戰線的抗戰。

現在臺灣社會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歷史長期被壓制和扭曲而出現不明是非的亂象，所以需要把這些被顛倒扭曲的歷史導正。尤其是青年一代臺灣人，只要認識了臺灣的真實歷史，認識了日據時代以來臺灣同胞愛國主義的光榮歷史，就會知道臺灣跟祖國大陸的命運是分不開的，從根本上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

記者：作為一名作家，你從什么時候開始對臺灣抗日歷史感興趣？關于島內抗日歷史，我們常常提及的是丘逢甲、李友邦和莫那魯道等，你為什么選擇書中幾位左翼人士作為切入點？

藍博洲：1987年，我在陳映真先生的《人間》雜志從事報告文學的采訪寫作，當時剛好是臺灣“二·二八事件”40周年，也因此了解“二·二八事件”之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我覺得，除需要了解光復后這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外，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歷史也要有比較清楚的認識，才能完整理解臺灣問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當時所能查找閱讀的資料有限，而且那些都是死的、沒有溫度的史料。盡管那時候很多反殖民的前輩都已經不在了，我還是找到一些革命前輩，并且在有政治禁忌的限制下，陸陸續續采訪記錄了他們的口述信息。

例如，我書里提到的陳其昌先生，在上海大學時受業于瞿秋白，去日本留學后又回到臺灣，參與蔣渭水等成立的臺灣民眾黨并擔任重要職務。這些前輩的歷史不只涉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還經歷了臺灣光復以后的時代。整個歷史都是串聯起來的，這些前輩不僅反對日本的殖民主義，還反對美國的新殖民主義，從他們身上可以感受到“歷史的溫度”。我可以實際感受到他們對殖民主義的憤怒、反抗，以及斗爭的艱難。這些史實都要通過他們的敘述才能夠了解到，在其他書本上是看不到的。

至于丘逢甲、李友邦和莫那魯道等，都是大眾常聽到的抗日人物。我書中寫的前輩，其實也不是特別選擇，只不過他們當時健在，而且可以采訪到，是為數不多經歷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新老殖民統治的臺灣歷史人物。

“我等于被封殺了”

記者：書中幾位反殖民左翼斗士中，哪一位的故事讓你印象最深刻？

藍博洲：我沒辦法做比較，因為每一個人的角色以及活動領域不同。比如許月里，她從小就受到反日思想的熏陶，自己也投身反殖民運動。她無法接受“臺獨派”聲稱的“因為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才有現代化”的“殖民有功論”。她曾舉一個例子：家里進了小偷，小偷逃跑時把梯子留了下來，“難道我要因此感謝小偷，因為有他，所以家里才有梯子嗎？”

再比如陳其昌先生，是當時臺灣民眾黨的秘書長。現在臺灣又出了一個民眾黨。而陳其昌的歷史可以讓臺灣民眾了解民眾黨真正的精神，及其改造社會的綱領和訴求。對我來講，這些都是印象比較深刻的地方。

記者：民進黨當局一直在搞“去中國化”，對抗日歷史也基本不提。你為什么會出版這樣一本書？

藍博洲：這本書不是現在才開始寫的，我從1987年就一直在做這個事。其實，在上世紀80年代，民進黨還沒掌權的時候，許多親綠學者也曾談論重視臺灣人抗日史，后來當官了卻淪為昧著學術良心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無品學者，不再敢把自己以前所寫的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的文章重新出版。

我都直接用史實說話，讓民眾知道真正的臺灣歷史，尤其是讓大家了解在光復以及“二·二八事件”之后，臺灣那一段對于“紅色中國”認同的歷史。這段歷史后來被扭曲，結果造成今天臺灣老百姓對于身份認同的錯亂。而這樣的錯亂導致兩岸關系目前進入困難時期。我覺得有必要“顛覆”臺灣民眾的錯誤認識，爭取他們的認同，這樣才可能真正爭取到臺灣的民心。

記者：對于這樣一本書的銷量，你有什么預期嗎？

藍博洲：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臺獨派”還沒有當政的時候，我的書的內容曾經是熱門話題，賣得也很好。隨著臺灣推行所謂的“本土化”，包括李登輝“去中國化”，尤其到這幾年民進黨執政，像我這種“統左派”的書，基本上就沒有太大的市場了。我以前寫的書，他們會批判，但現在就刻意把我晾在一邊，同時用大量的行政資源為一些“政治正確”的人出同樣主題的書。我等于被封殺了。

正確的路會變成康莊大道

記者：你之前提到盡量降低自己的生活需求。現在也是如此嗎？會感到孤獨嗎？

藍博洲：這不算什么問題。我一直都在降低自己的生活需求，像是長期住在鄉下，日子可以過就好了，也沒什么。雖然我的作品一直只能在一些邊緣的報刊雜志發表，但我也沒什么好孤獨的，因為從一開始就知道要面臨這樣的處境。

我采訪了很多老前輩，包括這本書里提到的幾位，他們被抓去坐牢，被釋放后又長期（這個“長期”指的是一輩子）被整個社會排擠等等，但他們都堅持過來了。為什么？因為他們有信念，并且認為自己的理念是正確的。我作為一個晚輩，會繼續做這些題目，進行這些寫作，是因為我從他們身上以及這段歷史知道，這條路是臺灣民眾和臺灣社會應該走的正確的道路。有了這種信念支撐，就不會有什么孤獨不孤獨的問題，只是去想要如何突破各種客觀限制，讓我寫的這些歷史可以被更多人閱讀，影響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改變他們對現實政治以及對未來臺灣走向的看法，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記者：你曾提到魯迅是你的精神導師，他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藍博洲：最主要一點就是魯迅的自我批判精神，包括對國民性的批判，另外就是抗爭精神。“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只要你走的路是正確的，繼續堅持，走的人多了，就會出現康莊大道。所以碰到比較低潮的時候，我會再回過頭翻一翻魯迅的作品，直到今天都還可以從中得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