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位于北京市通州區(qū)的路縣故城遺址公園暨路縣故城遺址博物館正式面向公眾開放試運行，成為北京首個以“館園一體”形式運行的考古遺址公園。

靜臥于公園南側的博物館，如一只張開的“歷史之眼”，凝視著這片承載了兩千多年文明的土地。博物館展示了路縣故城遺址考古出土的289件（組）文物，系統(tǒng)呈現(xiàn)了從戰(zhàn)國至明清，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明發(fā)展全景，訴說著這片土地生生不息、代代相承的厚重過往。

漢瓦青磚見變遷

展廳入口處，一件戰(zhàn)國時期的玉石串飾引人注目。它由天河石、滑石、紅玉髓組成，這些材質的飾物多見于內蒙古、遼寧和吉林等地，為何會出現(xiàn)在北京？

路縣故城遺址博物館講解員王曉光介紹，這是因為路縣故城遺址處于燕山南麓東西通道上，是燕薊地區(qū)中心城市薊城(今北京城區(qū)西南部)的門戶之地，控扼著薊城與遼東地區(qū)往來的交通要道。這件玉石串飾，見證了先秦時期中原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流。

展柜中，其貌不揚的戰(zhàn)國至西漢時期戳印“亭”字陶罐，卻因為肩部的戳印而成為一段歷史的重要見證。秦代實行市亭制度，大都小邑均設有市亭機構，以管理手工業(yè)生產和銷售。陶器、漆器制成后，需經市亭檢驗合格，并戳蓋帶有“市”“亭”字樣的印記，方可進入交易流通環(huán)節(jié)。這種市亭的戳印相當于“產品合格證”，證明這件器物符合當時官方度量衡的行業(yè)標準。市亭制度與秦代推行郡縣制、統(tǒng)一度量衡和文字等措施同步進行，促進并保證了這些政策的推廣實施。

博物館還專門設置一個遺址展廳，凝固了路縣故城遺址的考古現(xiàn)場。走進展廳，雙腳踩在透明的玻璃棧道上，觀眾可直觀感受考古現(xiàn)場，看到遺址區(qū)內保留的3口西漢時期水井、1口東漢時期水井、1座漢魏時期陶窯址，以及探方坑壁上連續(xù)不斷、不同時期的土層。這些都在告訴觀眾：這里是延續(xù)超過兩千年的宜居之地，至遲在戰(zhàn)國時期，就有人定居于此，形成了一定規(guī)模的聚落，為路縣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展廳中，一方印有“千秋萬歲”的西漢瓦當，不但反映了漢代人的美好祈愿，而且見證著北京城市副中心區(qū)域建城史的發(fā)端。西漢初年，中央政權在此設立路縣，并營建城邑，就是我們熟知的“路縣故城”。路縣故城遺址發(fā)現(xiàn)的“千秋萬歲”文字瓦當，與陜西關中地區(qū)西漢帝都、帝陵遺址發(fā)現(xiàn)的同類型瓦當形制相仿，結合路縣故城城址內外出土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是城內存在官署等較高等級建筑的證據。

順著展廳的時間線，走過路縣故城兩漢的繁榮，來到一方北朝的銘文磚前。記者發(fā)現(xiàn)，縣治雖歷經變遷，歷史記憶卻烙印民間。早在東漢時，這里就改名為“潞縣”，但這塊北朝的磚上依然將“潞縣”寫作“路縣”，可見這一西漢舊稱在本地仍然流行了500多年，如同今日“通州區(qū)”在老一輩口中仍作“通縣”。

考古人員是如何找到路縣故城位置的？這要從一塊唐代“副縣長”的墓志說起。墓主人艾演是蘭陵（今山東省臨沂市蘭陵縣）人，任唐代幽州潞縣縣丞，他的墓志銘記載其“葬于古潞城南一里”，“古潞城”即為路縣故城城址，“南一里”幫助考古人員定位城址坐標，為城址歷史變遷提供重要證據。

水井頂針見民生

路縣故城城址內外水井遺存分布密集，不僅映照漢代居民日常，更折射城外手工業(yè)繁榮。

遺址展廳里，最深的一口井為8號水井，內部用木板以榫卯方式進行拼合，推測當時可能建有井欄來保護取水人的安全。它也是現(xiàn)場最大的方形、七邊形木構井，是目前北京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同類型遺存中規(guī)模最大的井，直徑達5.55米，容積相當于16口普通水井。內部的木質結構體現(xiàn)了古人修水井的智慧，據推測，木板的作用主要是防止土質松軟塌陷，避免泥沙落入井水，確保井水的潔凈。

“水井的數量可以幫我們確定當時的人口規(guī)模，以及主要生活方式。”王曉光告訴記者。考古人員還在這口井中發(fā)現(xiàn)了幾件陶罐，有可能是當時人們打水時，不慎掉入井中的汲水器。

開顱手術，乍一聽難以和漢代人聯(lián)系起來，但在2000多年前西漢時期，一位女性接受了這一手術。在出土的頭蓋骨上，有一個長30毫米、寬15毫米的橢圓形孔洞，這是目前北京地區(qū)所發(fā)現(xiàn)最早的開顱手術實證。“在孔洞的周圍，還出現(xiàn)了骨再生和骨愈合的現(xiàn)象，我們由此推斷這位女患者在經歷了開顱手術之后，還存活了兩個月到數年的時間。”王曉光說。

展廳中，東漢時期憨態(tài)可掬的陶羊、陶雞和陶鴨，與頭戴軟帽、跪坐切菜的庖廚俑相映成趣，再現(xiàn)“五谷豐登、六畜興旺”的富足圖景，也是漢代“務民于農桑”政策的鮮活寫照；一枚小小的頂針，講述著婦人穿針引線、縫補漿洗的日常；半球形的鐵疙瘩，是漢代的“秤砣”，見證作為當時的北方重鎮(zhèn)，潞縣頻繁的商業(yè)活動……這些文物折射出史料未曾涉及的東漢潞縣人的形象，為我們勾勒出當時士、農、工、商不同階層的社會生活狀態(tài)。

方磚陶倉見日常

東漢時期，“事死如事生”的觀念普遍，隨葬品中反映日常生活的明器增多，墓葬成為復原古人“生活切片”的寶庫，成為了解東漢社會的一扇窗。

一塊鋪地方磚，以菱形紋為地、錢紋裝飾四角，最特別的是中間的銘文“位公卿 樂未央 大吉昌”，展現(xiàn)了東漢人的幸福生活觀：仕途通達、安樂無極、昌盛吉祥。東漢時期的墓葬形式以磚石墓為主，鋪磚以素面青磚為主，但是鋪地磚和墻磚也會選用一些花紋磚。這類吉祥文字漢磚，展現(xiàn)了漢代人們對理想生活的追求與祈愿。

除了墓葬建筑本身，出土的陶灶、陶井、陶倉、陶樓等明器則反映了當時人們觀念中的家宅莊園。獨立展柜中，一座六層的東漢陶樓，通體施綠釉，整體呈仿木構樣式，瓦當、斗拱等建筑構件精巧入微。

展廳中，一座32.5噸重的金代壁畫墓被整體遷移進恒溫恒濕的展柜，觀眾甚至可以通過中間的通道步入墓中，近距離觀看精美的壁畫內容——婦人啟門的神秘氛圍、墓主夫婦“開芳宴”的恩愛和睦、女仆點燈的優(yōu)雅身姿、男仆備馬的恭謹謙卑……猶如穿行于栩栩如生的金代生活劇場。

在城市變遷的宏大敘事中，真正打動人心的是那些微小個體留下的印記，如一枚頂針、一口水井、一塊方磚……走進路縣故城博物館，便能傾聽到戰(zhàn)國至明清的“通州人”訴說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生生不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