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新媒體的出現，歷史地看，它是劃時代的革命和創舉。

比之延續了幾千年的紙質印刷媒介，它方便、快捷，成本低甚至沒有什么成本，一機（電腦或手機）在手，借助各種軟件以及AI，它可以完成一切你想要的音、視、讀分開或合成的文藝作品。

這種現象，好還是不好，其現實和歷史意義何在，看法不盡相同。

《延河》2024年第7期《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標舉“新大眾文藝”，此一概念的提出和相關論述，具有拓荒性質。對新媒體上各種文藝現象來說，它的意義至少有二：一是“合理化”，二是“學理化”。

“合理化”是說，《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不僅給紛紜萬狀的網絡文藝“命名”而且“正名”，一方面使其光明正大地進入文藝序列，另一方面被納入文藝評論對象乃至文藝史考察對象，進而從文藝現象和文藝理論以至社會歷史文化進程諸方面對其進行關注和研究。

《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先從歷史發展角度分析了“新大眾文藝”“興起”的“時代”原因：“文學在紙媒時代是作家和職業群體的專利。過去寫作的特別是能寫作的，只是少數人。”為何？因為“過去的時代，受過教育的特別是受到高等教育的，是少數人甚至是極少數人。”到了今天，“現在不同了，義務教育普及，勞動者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勞動者參與文學有了更廣泛的基礎。”因此，“這個時代，勞動者都能拿起筆，記錄他們的生活，表達他們對生活的感受、情感和認知。”

接著，《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從文藝的“載體”亦即“新傳媒”的興盛角度講：“文藝的興盛與發展，同載體有關。現在，文藝的傳播手段與方式發生巨變。過去幾千年，文藝的傳播，依賴于紙張與印刷、舞臺與場地。現在，文學與藝術的傳播方式，有了新的載體——數字化與網絡。”“新媒體的產生，為勞動者參與文學提供了極為便利而通達的載體，物質文化生產者和精神文化生產者的鴻溝逐漸抹平。”

不僅如此，因為“新媒體和人工智能的出現，降低了技術的門檻，催生了自媒體的發展與興盛”，這樣，“寫作與發表幾乎無門檻”。因此，“文藝從神壇上被請了下來，真正走向了民間，走向了大眾”“文藝作品由少數人創作，多數人欣賞，變為多數人寫多數人看，幾億人看”“新大眾文藝，真正回到大眾，大眾寫，寫大眾，大眾享用，鼓舞大眾”。

《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也從現代以來關于“文藝大眾化”的數次倡導和運動簡要分析“大眾化”的歷史原因及結果，從歷史發展、社會需要以及文藝與人民的關系諸方面肯定了“新大眾文藝”的歷史“合理性”之后，認為“新大眾文藝”是創作者的革命、文體革命、語體革命和閱讀革命。文章從歷史、現實、媒介以及內容和形式諸方面將“新大眾文藝”充分“合理化”，從而使“新大眾文藝”作為一個文藝現象和研究對象在文藝史上立了起來。

“學理化”是說，該文從文藝理論的學理方面，對“新大眾文藝”既進行了現象描述，也作了初步的理論概括。

《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文中說：“互聯網、人工智能以及各種新技術的興起，人民大眾可以更廣泛地參與到各種文藝創作與活動之中，人民大眾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而不是單純的欣賞者，這就是新大眾文藝。”

“新大眾文藝，貼近社會，貼近現實，貼近大眾。

新大眾文藝，樹正氣，接地氣，有煙火氣。

新大眾文藝，讓大眾讀得懂，喜歡看，有收獲，能共鳴。

新大眾文藝，真正回到大眾，大眾寫，寫大眾，大眾享用，鼓舞大眾！”

作為一篇文章，特別是對新的文藝現象先行概括和研究的文章，《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當然不可能概括“新大眾文藝”所有現象特征和藝術特征，但它首先給該現象命名，命名即正名，“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命名之，正名之，并對其社會特點和藝術特點進行概括之后，無論怎樣眾說紛紜乃至爭議，“新大眾文藝”是“合理化”了，也“學理化”了，這就使“新大眾文藝”不僅在我們這個時代立了起來，也將在歷史中留存下來，成為文藝園地的一方風景，成為歷史文化的一份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