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和檢視2024年的文壇，有許多可讀可思的作品讓人讀后難忘，有不少可圈可點的事件令人印象深刻。但從宏觀層面來看，有一個重點和一個熱點格外凸顯，也值得關注。一個重點是“兩個計劃”，一個熱點是“新大眾文藝”。有了這樣兩個現象的交相輝映，2024年的文學就收獲滿滿，堪稱年豐時稔。

“兩個計劃”是中國作協及其相關部門持續推進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在2024年的長篇小說創作方面，許多好的和比較好的作品，大都出自于這“兩個計劃”之中。2024年，“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有劉慶邦《花燈調》、老藤《草木志》、津子圍《蘋果紅了》、忽培元《同舟》、楊逸《東山坳》、陳集益《金翅魚之歌》、王宗坤《極頂》、翟妍《霍林河的女人》等作品相繼出版。這些作品以各有妙韻的故事敘述，既體現了作家個人長篇小說寫作的新追求，也顯示了鄉村題材小說寫作的新水準。“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2024年推出了劉醒龍《聽漏》、呂新《深山》、張楚《云落》、葉兆言《璩家花園》、李修文《猛虎下山》、張煒《去老萬玉家》、麥家《人間信》、格非《登春臺》、楊少衡《深藍》、馬金蓮《親愛的人們》、達真《家園》等作品。這里大都是文學名家和實力派作家的小說新作，也是作家基于長期生活積累的苦心經營之作，在看取生活的角度、閱讀生活的深度、表現生活的力度等方面，都有藝術的出新與突破。入選“兩個計劃”的作品普遍具有較好的文學品質，不少作品都在一些重要的文學評獎中獲得表彰。其中，“兩個計劃”入選作品《阿娜河畔》《大醫》獲得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草木志》《阿娜河畔》獲得第十七屆“五個一工程”獎，《登春臺》《璩家花園》《去老萬玉家》《同舟》等作品榮登2024年“中國好書”月榜。

“兩個計劃”的持續推進和碩實累累，是多方面共同努力的結果。首先，是作家藝術家們應和著時代召喚調姿定位，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過程中，閱讀社會生活，把握時代脈動，使自己慣常的小說寫作發生新的轉變，向著“把文藝創造寫到民族復興的歷史上，寫在人民奮斗的征程中”的方向邁進。其次，是中國作協有關部門的組織有方、推動有力，文學出版、文學評論等方面積極配合、各盡其力，使“兩個計劃”成為凝聚各方力量、推動創作發展的重要工程，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意義。“兩個計劃”既不是短時期的，也不是應景性的，而是以主題方向為抓手、藝術品位為標尺的培植和打造優秀作品的全新機制。要全面實現建成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最為重要的任務是“孕育和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時代經典，構筑中華文化的新高峰”。把“兩個計劃”放在這樣的大格局中、大背景下來看，其在孕育和催生優秀作品，引導作家“扎根人民，潛心寫作”，推動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等方面，作用尤為重要，意義尤為重大。

“新大眾文藝”是《延河》雜志在第7期署名“《延河》編輯部”的《新媒體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文章中提出來的，并由第7期起開設“新大眾文藝”論壇專欄，進行連續性的研討。《新媒體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認為，“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以及各種新技術的興起，人民大眾可以更廣泛地參與到各類文藝創作與活動之中。人民大眾成為文藝的主人，而不是單純的欣賞者，這就是新大眾文藝”。文章還從“創作者革命”“文體革命”“語體革命”和“閱讀革命”幾個方面，簡述了新大眾文藝的內涵與意義。“新大眾文藝”涉及到近年來文藝創作領域里出現的一些新群體、新現象、新特點，如“視頻化”閱讀、“移動化”傳播、“打工者寫作”等，背后可能還涉及民眾的文化趣味、平民的文學理想、大眾的文化權利等。2024年間的文學創作，與此相關的文學作品，就有王計兵的詩集《低處飛行》、王柳云的小說《風吹起了月光》、胡安焉的《我比世界晚熟》、袁凌的紀實作品《我的皮村兄弟》等。這些來自“打工者”的文學寫作聯袂而來，從業余作家積極投入寫作實踐的角度，給“新大眾文藝”提供了實在而生動的例證。

“新大眾文藝”促使人們超出傳統的視野，走出圈子化的范疇，更為宏觀地看待和認識新異文藝現象所涵蓋的種種信息，從總體性的制高點和廣闊度上去認識和把握當代文學在時代演進中悄然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因此，“新大眾文藝”的提法以及相關的問題，值得人們予以切實關注，需要學界加以認真研究。

（作者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