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新大眾文藝時，我們在談論什么？”這不是一個新句式，卻的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新問題。從素人寫作的興起，到線上直播互動、AI共創、微短劇；創作并發表作品，對個人來說便捷到通過電腦點擊就可以完成；甚至讀者和受眾，也在網絡上深度參與著文化形態的生成。

12月26日，由中國作協創研部、文藝報社、中國現代文學館共同主辦的“新大眾文藝：現象與意義”研討會在京舉行。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李敬澤出席并主持會議。中宣部文藝局副局長胡友筍，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何向陽，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王軍，《文藝報》副總編輯劉颋，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李朝全、納楊，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李宏偉，以及賀桂梅、閻安、周志強、劉瓊、劉大先、趙暉、叢治辰、孫佳山、胡妍妍、白惠元、湯俏、秦蘭珺、楊宸、楊毅等專家學者與會研討。大家圍繞新大眾文藝的內涵、特點與意義，大眾文藝的歷史脈絡與最新發展，媒介變革對文化生活、文藝形態的塑造，新大眾文藝對文藝觀念變革的啟示等話題展開深入研討

李敬澤表示，“新大眾文藝”的概念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從當下人民大眾文藝生活的巨大新變中來。新時代以來，國家在社會、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的飛速發展，促使大眾文藝領域發生了一些特別值得注意的新現象，這些也正在重新塑造和影響文學的面貌。對新大眾文藝的討論，不能只停留在對表面現象的探究，而是要深入分析其背后的深層生活邏輯和審美邏輯。

“我們需要一種歷史眼光，現在的人和十年、二十年前的人相比，他的文藝生活已經發生了滄海桑田式的變化。” 李敬澤說，與過去的大眾文藝相比，新大眾文藝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交互性”，過去作者與接受者截然兩分的格局正在被改變，文藝的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正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生融合。一系列新特點的產生建立在社會發展的兩個重要條件之上，一是全民素質的提升，二是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人民大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能力、規模和熱情，深度參與文藝的創造。全面闡釋和有力引導新大眾文藝，促進新大眾文藝的健康發展，是助力推進文化強國建設、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重要課題。

新大眾文藝，價值何在？

新大眾文藝發生的物質基礎是什么？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賀桂梅將其歸因為傳播技術與信息技術的革命。“20世紀主要的傳播途徑由印刷媒介主導，那時文字與文學占據重要位置。90年代后期以來電腦、互聯網、移動終端的普及，生成多種網絡文化現象，包括博客、自媒體等等，語言形態慢慢發生了改變。”

1985年，美國文化批評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在北大講座時提到了“后現代主義”景觀——在這樣一個社會形態里面，文化和生產方式的關系發生變化，文化就是技術，技術就是文化，幾十年前的理論放到當下看更為貼切，“今天技術發生革命性突變的時候，文化形態也會相應改變”。 賀桂梅認為，理想中的新大眾文藝應該是各種媒介能夠融合在一起，概括而凝練，是文藝和生活的統一，“文藝創造新生活，生活塑造新文藝，人用技術發展創作，而不是技術制約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新大眾文藝的表現形式也不再以語言為主，陜西省作協副主席、《延河》雜志社社長閻安觀察，文藝主流形態正在大規模向綜合性的視頻類作品轉化、轉型，從文字到視覺，由寫的時代向說的時代的過渡，共創成為一個特質。“人們在新媒介尋找的是迅速演化，更便捷更具有娛樂性的影像敘事。包括原來的網絡小說，當下也熱度逐減。” 同時閻安表示，如果將新大眾文藝僅限定為新媒體，無疑窄化了它的空間，“互聯網里是新大眾文藝的托生之地，諸多文化現象往往來不及定型，就有可能迅速的迭代演變，生長速度遠大于成長速度”。

那么，群眾參與的文藝活動就能夠等同于大眾文藝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楊宸持不同觀點——不應該僅從人數多少來界定與劃分，“通過關切公共議題，與他人共享經驗與情感訴求，激活公共性，才是新的媒介條件和歷史語境下新大眾文藝的真正價值所在。” 楊宸以近日大熱的單機游戲《黑神話：悟空》為例，為什么它能夠破圈得到大眾的認可與喜愛？一方面由于精良的制作，一方面游戲營造了一種獨特的中式美學。“在玩家體驗中，它的美學表達重新激活了鏈接中國傳統文化的路徑，這也正是內化于游戲的具有普適性和大眾性的內容。”

當創作成為個體經驗的解放

新大眾文藝僅發生于傳播媒介變革的當下嗎？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大先表示，這并不是一種新的現象，只是我們把它放大了。社會主義文化初期就有民間口頭文學、作家創作、大眾媒體各類形式的文藝，比如圖畫、歌曲、戲劇、廣播、電影之間的相互促進。到了新時代跨媒介則讓文學重新成為一種雜文學、大文學、泛文學，帶來了從主題到風格、從技術到審美的全面革命。“其內在蘊含著新人文的取向，預示著人文主義的轉型、引導，要讓文學回歸到生活之間的密切關聯，它不再是個體化、精英化，具有形式上嚴格規定的文學，而是回到了原初的從生活情景、經驗、真切感受等相關的自然表達。”

對于新大眾文藝的諸多探討，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認為，不應該僅描述或者辨析現象，而應為這個新提出的命名灌注靈魂、鑄造輪廓，提出具有建設性的頂層設計。參照過往大眾文藝的生成機制，是具有組織性的、實踐性的，“這個實踐是走出書齋，真正在生活當中”。 他以文學刊物《山花》為例，其重要性固然因為孕育了路遙這樣的知名作家，更重要的在于通過這份雜志盤活了當地文化生活，真正在實踐層面上參與了對一個地方的文化的影響，“大量名不見經傳的作者為文學期刊投稿，這本身就構成一種大眾的文化行為。過去大眾文藝對于人的改造，實際上意味著人的解放，從原來的工作當中解放出來，打開自己的經驗，從個人主義的日常生活當中走出來，走進集體當中去，走進組織當中去。”

當下的大眾文藝，依托著不同新媒介新傳播形式，叢治辰發現了一個有趣現象是，如果我們使用的是不同的APP，可能過著完全不一樣的文藝生活，與其說大眾文藝是一個概念，不如說它形成了一個場域。“在這個場域中，不同思想、文化、立場、觀點都在搶占一席之地，而今天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內容去爭奪文化制高點，打造積極優質的大眾流行文化，值得思考重視。”

《人民日報》文藝部理論評論室副主編胡妍妍曾經與基層作者有過交流：“你很難把他們的創作從他們的生命中剝離出來，說有一個成果性的東西叫做文學作品，因為生活就是他們的創作，經歷也是創作，手段也是創作，過程也是創作，其實這些東西是融為一體的。比如外賣詩人，你打開他的微信，微信頭像就是他出版的幾本書，但微信簽名依舊是顧客至上，送貨上門，因為他是外賣員。”在新大眾文藝群體中，創造本身是一種需要。“人工智能可以創作得很好，但它沒辦法享受創作的樂趣。”胡妍妍說，很多人通過文藝創作不僅實現自我抒發、收獲情感交流，也隱含完成了自我教育。新大眾文藝再次讓我們看到文藝喚起共鳴，一定要是有“我”的。對此《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劉瓊也談到，人是有情緒和情感的，情感的分享，情緒的宣泄是文藝的重要發生點。能夠激起共鳴和共振，是大眾文藝的效果也是大眾文藝的路徑和追求。

新大眾文藝潛力巨大，創作者的真實與真誠打動著大眾，某種程度上大眾也交付著認可與信任，如何珍惜信任、理解信任、讓這種信任導向未來創造力和真正的精神價值才是最重要的。在這個意義上，新大眾文藝賦有面向未來的職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