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寫作機器的多樣、文本的豐富和研究的流行[1]足以證明AI寫作已成為客觀事實，但學界對其仍保持謹慎態度，普遍懷疑它的文學性，進而整體否定其存在的必要性。換言之，學界在“AI寫作是否是文學”問題上尚未取得共識，有學者認為AI寫作與人類文學創作存在本質差別，“前者制造產品是被動的，始終是在人的操控下進行的，生產出來的產品也是重復的、可復制的、千篇一律的。那么，后者創作的作品則是自動的，只需要人的一個指令，制作出來的作品是不可重復的、創新的。而且，前者一般是為了實用的目的，而后者則是為了人們欣賞和體驗的目的”[2]。因此，“人工智能寫作所蘊含的審美‘光暈’似乎并不具備，它充其量僅是一種新興的寫作實驗而已”。[3]雖有論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AI寫作“孕育著人類書寫不再具有唯一性”[4]，但卻沒能充分論述其如何延續和重塑文學性。事實上，對此問題的闡述，不是做出更為精準的判斷，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更非站在人文和科技的立場上相互抵牾，甚至走向非理性的攻擊，而是由此發現文學理論的有效性、文學內部的危機、文學與科技的關系等根底性問題。正是這些問題沒能及時解決，導致文學認知方式、思維范式和知識結構出現偏差。學界對AI寫作的誤解也由此而生。

一

AI寫作引發了文學理論的失效

實現AI寫作的必要前提條件是相關技術的更新迭代。這從AI發展史中可見一斑。1943年，沃倫·麥克洛克和沃爾特·皮茨提出MCP模型，對動物大腦中的生物神經元協同運作原理和過程進行計算。這是世界首個人工神經網絡架構，為AI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1949年，唐納德·赫布提出無監督學習規則，設想如何搭建神經網絡，并廣泛應用于AI領域。1950年，艾倫·圖靈提出用“圖靈測試”來驗證機器的智能水準。1955年，塞弗里奇和紐厄爾開始研究模擬神經和心智系統的方法。同年，美國計算機科學家麥卡錫正式提出“人工智能”概念，這為1956年召開的“人工智能夏季探討會”確立了基調和方向。1958年，羅森布拉特提出由兩層神經元組成的“感知器”，縮短了機器模仿人類學習的距離。1969年，國際人工智能聯合會議組織在美國成立，標志人工智能學科正式確立。雖然AI從1950年代興起至今，歷經多次沉浮，但從未中斷。尤其是2009年以來，AI實現跨越式發展，“沃森”“深藍”“阿爾法”等AI機器相繼問世，不斷出現AI挑戰人類成功的案例。[5]

AI技術的成熟推動了AI寫作的發展。早在1949年，圖靈和杰斐遜就曾圍繞機器創作十四行詩發生過論辯。杰斐遜認為“機器人不可能有心靈”，“除非機器能夠出于思緒和情感的流露，寫出十四行詩或者協奏曲，而且不是隨機地落下音符，那才能說機器能夠媲美大腦——也就是說，它不但會寫，而且知道自己在寫。沒有什么機械裝置能夠感受到成功的喜悅、閥門熔斷時的悲傷、被贊美的溫暖、犯錯后的痛苦、性的吸引、求而不得時的氣惱或難過”。[6]但圖靈堅持認為機器寫詩在技術上可行，并列舉出由機器創作且通過圖靈測試的十四行詩樣本。除此之外，機器寫詩很少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雖然在1960年代，有研究者提出通過不同詩歌中的詩句重組，或在特定詩歌結構中添加其它詩句來完成創作[7]，但AI寫作仍是被學界冷落的對象。直至1990年代，學界開始集中關注AI寫作。例如，中國研究者在詩歌語料庫建設和基礎技術革新方面成果頗豐，出現了古詩詞檢索系統、全宋詞切分語料庫、宋詞自動注音系統、詩詞格律檢查系統、唐宋詩自動切分算法及其詞匯分析、詩詞風格自動評價系統、宋詞計算和分析系統等。1990年代末期，學界沿著規則模版、進化算法和實例推理三個方向，對AI寫作進行整體性、系統性研究[8]，但AI寫作大規模應用卻是近十幾年的事情，主要集中在新聞、公文、影視劇腳本、詩歌、小說寫作方面。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現階段上線運營的AI寫作機器約有127款[9]，公開出版的AI詩歌和小說約為70余部。[10]法蘭克?懷特（Frank White）甚至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他可以利用AI在一年內創作300多部小說。

可以看出，AI寫作原理和技術的成熟及其廣泛應用已成客觀事實。學界需提出有效的文學概念、文學知識和學術話語對此進行回應，但至今很少出現真正有價值的理論建構。學界提出的“機器的肉身性”“后人類文學”“賽博格作者”“全息文學”“人機文學”“元宇宙文學”等概念，難以切中AI寫作的本質，甚至游離于論述對象本身，只是技術文化理論的衍生品。例如，美國文學批評家瑪麗-勞勒·萊恩在《電腦時代的敘事學：計算機、隱喻和敘事》一文中，試圖將“虛擬”“遞歸”“堆?！薄巴七M”“彈出”等計算機概念引入文學敘事，借此“考察傳統的敘事形式能從計算機里學到什么。我把計算機科學選擇為類比資源，注重的不只是技術層面——這個層面將深刻地影響我們的閱讀方式、閱讀內容、閱讀取舍、乃至與文學敘事的存亡和發展攸關的所有問題；我還從另一個領域得到啟發，這個領域正是因為熟練地使用了隱喻而能夠將其觀念以至該領域本身印入大眾的想像之中”[11]。在此基礎上，萊恩在《作為虛擬現實的敘事：文學與電子媒介中的沉浸與交互》一書中，明確提出“沉浸詩學”“交互性詩學”概念。但是，萊恩只是在VR的“沉浸感”與文學的“沉浸感”之間建構一種相似性，技術塑造出來的“沉浸感”如何轉向文學敘事營造的“沉浸感”，技術虛擬的現實如何喚醒文學想象的現實，超文本、電子游戲、交互式戲劇如何推進文學審美形式轉型等問題仍被擱置。或者說，技術與文學如何融合及其跨學科研究仍無法得到有效的理論建構。雖然宋旭紅在《虛擬現實與元宇宙文學》一文中，試圖從西方現代思想史、現代心理學、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層面，解釋VR與文學想象的兼容問題。她認為“VR的想象或多感知性也是以虛擬形象來呈現世界的”[12]，而文學也是通過虛構形象表述世界，因而VR與文學之間存在共通性。從表象上看，論文的推論邏輯是自洽的，但回避了“技術虛擬”與“文學虛構”在處理“想象”上的本質區別，以及與此相關的“擬人文學”“類人文學”與“人類文學”的根本差異。因此，論文在闡釋VR的“語象·視象·感象”和共情問題時，依據的是VR模擬人類心智已經達到的技術水準和未來可能性，而文學是否因此切實發生內外新變卻很少論及。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該論文毫無價值，作者對“元宇宙文學”概念的辨析、闡述和設想非常具有啟發意義，但也遺留了一些關鍵問題。

這從一個側面表明，現階段針對AI寫作提出的相關概念、知識和理論的生成邏輯存在問題。大部分論者先驗證AI技術本身的“詩性”特征，然后以此比附文學的“詩性”特征，在此基礎上強行嫁接技術和文學的共通性，進而匆忙地得出AI寫作也具有人類性和審美性的結論。這種邏輯本質上是從技術到文學，而非從文學到技術。論者們不是從文學內部思考文學如何借助AI完成審美突破。這看似簡單的邏輯顛倒，實則為AI寫作研究預設了十分隱蔽的理論陷阱。論者們的理論建構最終驗證了相關技術的可行性，文學審美反倒成為可有可無的附屬問題。按此邏輯產生的理論必然存在諸多爭議，也難以切中AI寫作的要害。“AI寫作是否是文學”成為問題本身，這恰恰指涉了AI寫作理論建構的癥候。黃鳴奮教授早在21世紀初期，就曾總結出195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提出的19種“數碼詩學”概念[13]，并編著六卷本《西方數碼藝術理論史》。[14]但遺憾的是，學界沒有對這些概念進行恰切的中國化闡釋，歐陽友權、單小曦、趙薇等少數學者也只是在網絡文學和數字文學研究框架下，涉及一些AI寫作理論的研究。因此，我們在面對AI寫作的一些常識性問題時，仍表現出獵奇心態和激進立場。例如，2023年10月，由AI創作的小說《機憶之地》參加江蘇省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賽。六位評委中只有一位評委對此有所察覺。三位評委為其投票，小說最終獲得二等獎。學界以此為契機，展開新一輪AI寫作討論，但仍顯現出理論準備不足的弊病。因而，論者只能再次拾起“技術引發文學危機”和“人類中心主義”兩大萬能工具。論者們普遍認為：“AI可以利用大數據窮盡已知，但它永遠無法獲得未知的知識，而人類的原始沖動就是幻想未知。AI可以利用它的學習能力最快找到最優解，但文學沒有最優解”，所以“未來人的文學不會消失，相反會更加得以彰顯”。[15]這種共識與AI寫作剛出現時的論調基本一致，但如果從1950年代AI寫作出現算起，至今已有七十余年歷史，而我們仍停留在人與機器孰優孰劣問題的證偽上，可見相關理論建設的滯后。AI寫作雖引發了文學理論失效，但不足以構成文學理論危機。AI寫作真正引發的是文學危機意識。更準確地說，AI寫作為認知文學內部危機提供了恰切契機。

二

AI寫作放大了文學內部癥候

1967年，美國小說家約翰·巴思提出“枯竭的文學”的觀念，認為文學保持生命力的根本因素是不斷探索新的審美形式，推進敘事范式更新，反之，則會走向衰敗。因此，文學的枯竭“指的并不是身體上、道德上或智力上的頹敗衰落，而只是某些形式的耗盡，或者某些可能性的明顯枯竭”[16]。無獨有偶，1968年，羅蘭·巴特拋出“作者已死”的觀點，認為某一文本是多種文本相互交織、對話和抗爭的編織物，最終在讀者的多重闡釋中顯現，而“讀者的誕生應以作者之死為代價”。[17]1979年，德里達感知到在電信語境下，讀者可以隨意“曲解”印刷文本，使其成為“沒有支撐的支撐”[18]，這等同于宣告作者死亡。但約翰·巴思、羅蘭·巴特和德里達的驚人之語并未立刻得到證實，1960—1970年代的文學還未充分展示出枯竭跡象。文學消亡的憂慮顯得有些早熟。直至1997年，美國批評家希利斯·米勒提出“文學終結”論之后，“文學死亡”才成為公共話題。米勒認為互聯網、新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將使傳統文學失去崇高地位。尤其是新媒體藝術逐漸取代傳統文學功能，它傳達的情感和價值觀重塑了人們的精神世界，因此“文學就要終結了”[19]。但是，米勒也強調文學“能經受一切歷史變革和技術變革。文學是一切時間、一切地點的一切人類文化的特征——如今，所有關于‘文學’的嚴肅反思，都要以這兩個互相矛盾的論斷為前提”[20]?？傊?，“文學終結”論針對的是無法適應新技術革新、固守傳統文學思維、從未主動謀求打破傳統文學內外邊界，在重塑文學審美形式和倫理價值訴求面前，顯現出十足惰性的存在狀態。

這些觀點引發中國學者的討論熱潮，當代文學研究者更是切實感受到“文學危機”的到來。[21]他們認為中國當代文學至少面臨三重危機：一、隨著“歷史終結論”“哲學終結論”“意識形態終結論”逐漸成為共識，文學也褪去宏大敘事的意愿和能力，“一種歷史終結之后的恐慌”[22]油然而生；二、文學追求審美形式創新的動力鈍化，遺忘了形式變革的思想價值，轉而與大眾審美媾和；三、文學被強行嵌入學術體制。體制內的文藝理論家、專業批評家和文學研究者掌控了文學話語權，文學成為迎合特定群體喜好的乞食者。因此，有學者呼吁“在經歷了從‘新時期’到‘90年代’一系列文學的巨變之后，更多人開始達成一種‘共識’：所謂敘事的‘重建’說到底還應該回到‘零度’的寫作姿態，回到一個極老和極普通的題目上——即‘文學自身’”[23]。但是，理論闡釋終究要在文學現場中被證偽。筆者觀察近期的小說創作，小說敘述的模式化、經驗化和故事化成為普遍傾向，這其中就隱藏了文學危機。

具體而言，小說的模式化是指小說的歷史邏輯、文化邏輯、情感邏輯、生產邏輯和審美特征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例如，東北國企改革成為近期小說集中表述對象，小說一定要講述下崗工人的苦難生活和精神救贖的故事；必然出現兇殺和懸案情節，且精準指涉“呼蘭大俠”“三·八大案”“二王案件”“刨錛黨傳說”；男主人公在下崗之前一定是技術能手或勞動模范，下崗后雖生活潦倒，但始終保持工人的高貴品性；女主人公失業后，不是墮落為失足婦女或從事周邊行業，就是擺地攤賣炒瓜子、烤地瓜；統一采用“子一代”視角講述；敘事語言一律是東北方言和口語；內在情感倫理錨定在社會主義工人文化上，通過渲染生活苦難和精神高貴之間的反差來“為父正名”；結尾都會出現寓意模糊但極富詩意的場景；這些小說的崛起都與網絡生產機制密切相關。當然，筆者不是全盤否定其意義，只是想說明當下小說創作的某種負面趨向?；蛘哒f，東北文學本應“存在著超越地域限制的‘巨大隱喻’，面向整個社會和復雜人性，潛藏著對愛與未來的無限追求，既豐富了東北形象的構建，也回答了在新的時代下‘人如何生存’這一深刻的哲學問題”，[24]但這種模式化將東北文學的此種價值消解殆盡。

小說創作的模式化很大程度上與個人經驗相關。個人經驗既不同于強調歷史主體、趨向和規律的歷史經驗，也與聚焦權力分配、國家秩序的政治經驗相異，還有別于關注各種社會知識和技能的經驗，而是聚焦個人獨特的生活經歷及其生存感受，但也涉及對公共歷史經驗、政治經驗和社會經驗的重塑。因此，個人經驗既具有個人獨特性也有公共普遍性。在此意義上，個人經驗是小說創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小說“主體性”的標識。同時，作為一種話語方式，它與宏大敘事相輔相成，“成為一個‘敘事者’，一個歷史和現實境遇的偉大的‘記錄儀’”[25]。但是，如果過度強調個人經驗的排他性，拒絕公共聲音的進入，個人經驗終將成為毒瘤。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難出經典與此密切相關，也因此“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26]，中國當代文學“無規范”“無藝術”“無道德”[27]，“敘事文學的輝煌時代就要終結”[28]等論斷層出不窮。

除此之外，小說故事的祛思想化也是導致文學危機的重要因由。故事是小說根底，但小說不是簡單的陳述故事，而是有意識地講述故事。小說故事蘊藏著某種價值觀念和精神訴求，承擔著思想啟蒙和審美教育功能?！爸袊F代小說家的卓越貢獻，就在他們提高了小說的地位，小說成為‘為社會’‘為人生’的‘重器’”，“作家自身的主體性修養與精神，這成為他們批判現實、啟蒙民眾乃至知識分子的堅實根基?！盵29]因此，小說是在精神和思想結構中“講述”故事。唯有如此，小說故事才能充分顯現自身的價值，反之，則會墮入修辭陷阱。但是，近年來的小說故事抽空了思想和精神內容，突出情節的沖突、人物的傳奇經歷、因果關系的復雜纏繞、內容的奇譎詭異。同時，在懸疑、兇殺、情欲、玄幻等大眾文化因素加持下，小說故事的整體結構和功能遭到肢解，“文壇思想的貧乏乃至邊緣化，已成為不斷滋長的傾向”[30]。因此，我們在小說故事中感受不到思想的沖擊力、精神的塑造力和生命的共情力，最終“會損害一個民族智力的健康”。但是，作家們有意回避問題，繼續迎合市場的娛樂需求，淪為講述反智故事的職業寫手。

上述小說創作的負面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文學內部確實出現了一些足以導致文學危機的癥候。更為關鍵的是，學界指責AI寫作沒有情感思想、缺乏價值觀建構、無法喚醒公眾共情力、敘事同質化等弊病，而這也恰恰是當下文學創作存在的頑疾。而且，AI正是利用這種寫作頑疾來生產文學。因為，AI寫作的技術邏輯就是從已有文學中抽取同質性文學數據，依此組建語料庫，再根據語言模型生產文學。而當下文學創作的模式化、經驗化和故事化是AI最容易學習和模仿的，因為它們本質上都是由同質化數據組成的。相似的故事、雷同的情節、固定的人物、同類的語言為AI提供了現成數據。AI甚至不需要更為強大的技術支持即可輕松完成文學寫作?？梢哉f，AI寫作的技術邏輯彰顯的不是AI技術的高深，而是暗指當下文學寫作的孱弱。這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文學“有其獨特進入事物細節的能力，不必然受科技發展的引導……下個世紀必然會因為各種新事物的興起，繼續有人宣布小說即將死亡。而各式大量粗制濫造的作品，也可能會讓小說死一百次”[31]。在此意義上，AI寫作并不必然引發文學危機，現階段的AI仍無力促使文學發生實質性改變。作家們的焦慮和抵觸情緒主要來自對當下文學現狀的擔憂。AI寫作只是一個恰當又適時被點燃的外部導火索。作家們正是利用了AI的熱度，表達自己對文學的不滿及未來期盼。文學危機相關話題蘊含的是對文學最理想狀態的理解，其中就涉及文學與科技的關系問題。

三

人文知識分子對科技的認知偏差導致對AI寫作的誤讀

文學與科技的緊密聯系基本集中在外部關系上。造紙術、現代印刷術、計算機技術的快速發展，推動了文學載體和傳播渠道的更新，即使是互聯網技術、新媒體技術、數字技術對文學的強勢介入，也只是部分改變了文學的生產和傳播方式。1980年代以來，學界曾嘗試將控制論、信息論原理和方法引入文學研究，借此實現文學觀念的根本變革，但在具體實踐中卻難以完成原初意圖?？萍寂c文學的完美融合仍是難以實現的美好愿景?，F階段科幻文學的再崛起，也僅是文學對科技改變現實的詩性回應，遵循的依然是文學的基本敘述邏輯，絕非是因為科技改變了文學內部法則而產生的文學激變?；蛘哒f，當下科技發展超越了人的慣常認知，由此滋生出的眾多問題再次召喚科幻文學的出場。雖然AI對文學寫作主體、審美形式和敘述邏輯構成更為強勁的沖擊，但文學至今并未因此出現本質裂變。當下的AI寫作只是一種文學數據重組行為，而非以追求審美創新為志業的創造行為。整體來看，科技對文學的影響更多錨定在文學外部，還未探入文學內部根底之處，因而也就無法動搖文學的審美、功能和地位。那么，為何人文知識分子對AI寫作如此厭煩和唾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文知識分子對科技具有認識偏差，甚至從起點就開始誤入歧途。

通常意義上，科學是解釋自然世界、現實社會、人類思維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的知識體系，是客觀和理性的，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同時，作為探索客觀世界真理的智性活動，科學又是主觀和精神的。因此，科學理性、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是維系科學的血脈。除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外，人文也是解釋世界的另外一種知識體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文主要涉及世界、社會和人存在的“道”，包括“人道”和“天道”?！兑捉洝匪f的“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對人文的總體理解。在西方文化中，人文是無法進行實證的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主要關乎人性、人道、精神生活及其相關研究，與自然和神學相對應?？梢哉f，人文知識分子始終關注的是思想、情感、道德、價值觀等主觀性和非理性內容。在此意義上，自然科學和人文之間形成“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或稱為人文學科、人文學)、自然科學與人文主義、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自然科學家與人文學者、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等”[32]幾個層面的對應關系。但是，對應不意味對立，自然科學和人文的對立是因為二者為了證實各自的特殊性，主動劃定難以逾越的邊界，建構了排他性的知識體系，形成激進的唯科學主義和唯人文主義。唯人文主義者總是對人文知識范疇之外的自然科學漠不關心，或以傲慢的態度運用人文知識重審自然科學，抑或編織一套人文話術對抗自然科學。稍顯溫和者也總是不斷制造謹慎、警惕、反思等話語，與自然科學保持的距離。唯科學主義者也采取相同的認知邏輯和行動策略與人文主義者對峙。實際上，科學與人文的對立是唯科學主義和唯人文主義的對立，并構筑了牢不可破的思維定勢：科學是客觀的，人文是主觀的；科學是實證的，人文是想象的；科學是理性的，人文是非理性的。而科技是自然科學在實踐中產生的各種技能、方法和工具，因而帶有自然科學的屬性和特征。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作家認為AI寫作不是文學，只是AI科技在寫作領域的延伸，并不具備情感、思想和倫理等人文精神。

事實上，AI不僅是一種科技，更是一個科技場域，與社會發展、時代訴求和現實生活形成同構關系。AI及其知識體系在多重層面上改變了現實生活，重建了人的存在生態，成為人與自然、社會的新中介，重新搭建了人與二者之間的關系，而人則深陷其中?？梢哉f，人就存在于AI之中，AI是調配人如何存在的有機組織。在此意義上，AI就不再是一種技能、工具和方法，而是重新鍛造人、自然和社會的方式，它融入現實生活，甚至成為現實生活本身。同時，AI有自身獨特的演進邏輯，人雖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AI的發展，但其如何運轉卻不是完全由人決定的，人只是AI的操作者。人可以通過AI實現個體訴求，但這不足以完全抓住AI的本質。因為，AI重新編織自然、社會和世界的關系網，并把人投放其中。在現代科技出現之前，人對自然的認知停留在宗教層面，人與自然的存在均處于“自為”“自在”階段。隨著現代科技進步，人通過智識性活動逐漸突出主體動能，自然萬物成為被征服和改造的客體，“在現代技術中隱藏著的力量決定了人與存在著的事物的關系，技術使得事物不是作為事物而存在，人類用‘技術需要’的尺度把事物變成為加工統治的單純客體，技術的展現及其與存在者、自然和世界的交往是對事物的損壞、損形和毀滅”[33]?？萍汲蔀槿瞬粩鄰娀黧w性的有效工具，世界的技術化與世界的對象化被牢固地焊接起來。按此邏輯，AI早已為個體設定了現實世界的關系網及其衍生的存在方式，個體失去了選擇權利，無法消除和躲避它，只能被動承受。AI建構的數字世界和數字生活已然成為常態化的存在語境，塑造了人的觀念和行為，人的主體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雖然人是AI的創造者和使用者，但當AI成為一種普遍社會共識時，人就必須按照AI設定的規則行事，反之就會遭遇危機。同樣，在AI語境下生活的作家無法按照自己的真實意愿隨性而言，或者必須遵循事先設定好的傳遞文學信息的渠道。無論作家如何想攫取文學的話語權，作家都不再是唯一的發言人，反而是AI獲取了更多文學操控權。作家想要繼續寫作，就需要與AI保持緊密聯系，使人相信這是一位AI時代的作家，而非早已被現代科技丟棄在故紙堆中的歷史遺留物?；蛘哒f，文學原本就存在于科技世界中，科技邏輯也是文學存在邏輯的重要部分，科技以或顯或隱的多種方式影響文學的發展，作家據此對文學傳統做出相應調整。因此，在AI時代，文學寫作需要關注的重點對象是科技對文學提出的諸種訴求。如果作家無法洞察AI帶來的革命性巨變，順應AI設定的社會發展趨向，甚至主動割舍與AI的關系，就會陷入高度焦慮。隨著AI不斷介入現實生活，作家的失重感就會越發強烈，這是科技邏輯逼迫的結果，也是科技發展的必然。因為，“人類的歷史是作為外延過程的技術的歷史。在此過程中，技術的演化被種種趨勢所主導，而人類社會則無休止地與這些趨勢作較量?！夹g體系’不斷進化，同時淘汰構成社會凝聚力的‘其他體系’。技術發展原本是一種破壞，而社會生成則重新適應這種技術生成。然而技術生成從結構上領先于社會生成(技術是發明，發明是創新)，它在協調技術進化與社會傳統間的關系時總會遇到阻力，因為技術變革依其幅度大小總會或多或少地動搖文化的基準”[34]。

當代作家早已感知到AI是不可逆的時代發展趨向，但面對這種存在情境，作家們仍然秉持人文主義觀念，認為AI寫作是科技對文學的異化。因此，AI與文學之間不是線性的因果關系，也非互為存在的前提，AI只是塑造了特殊的技術環境，可以部分限制和限定文學發展路徑，但無法再造文學自身的審美邏輯和發展機制。所以，“AI的文學沒有情感”，“未來人的文學不會消失，相反會更加得以彰顯”，因此“人類寫作存在的理由，就在于當我們書寫時，我們經歷的，我們感受的獨特的東西，可以化為前所未為的創造力”。[35]然而，擺脫這種“技術決定論”的前提是，作家脫離AI構筑的關系網絡，但這絕無可能，除非作家放棄與AI相關的任何事物。總之，作家是在AI營造的社會語境中生存，其文學觀念和寫作行為受制于AI的限定，因而文學必然發生變革。如果從此邏輯來重審文學，毫無疑問會出現新的文學形態，而AI寫作就是一個恰切例證。作家為何不能直面AI帶來的文學新變，為何要嘲諷和否定AI寫作，為何無法以人文和科技互融互鑒的方式來重新理解文學，為何要獨占文學話語權？這些問題背后隱藏的一條核心線索是作家的唯人文主義觀念。唯有對此深刻反思，才能理性認識AI寫作的價值和意義，主動接受“多元文學力量的誕生和壯大既沖擊了舊有的文學格局，同時也重新定義了個人與主流、大眾與權威、多義與同一之間的固有關聯”[36]這一客觀事實。

實際上，學界執著于討論“AI寫作是否是文學”問題本身就映射了當下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的癥結。AI寫作理論建構的弱化、當下文學創作的同質化，以及唯人文主義和唯科學主義的盛行等諸種原因，推使學界對AI寫作的闡釋走向“歧路”。學界應將AI寫作作為重塑文學邊界和審美樣態的新契機，甚至以此為基點掀起一場新的文學革命。王堯、楊慶祥、張莉等學者曾發起小說革命的專題討論[37]，但等不到創作的有效回應，理論也只能徒勞地空轉，在孤寂中落幕。AI寫作是否讓作家意識到自身局限？問題的答案還需作家用創作實績來回答。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人工智能本體研究”（項目編號：20BZW175）階段性成果。

注 釋

[1] 現階段AI寫作研究主要集中在AI寫作的“主體性”、AI寫作的現實困境和未來發展、AI寫作的倫理風險、AI寫作隱含的科技哲學、AI寫作與現代性的關系、AI寫作與馬克思勞動觀念的現代轉型等方面，涉及文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倫理學，顯現出明顯的跨學科研究特征。

[2] 盧文超：《論人工智能作品與人類作品之別》，《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11期。

[3] 韓偉：《論當下人工智能文學的審美困境》，《文藝爭鳴》2020年第7期。

[4] 李河：《從“代理”到“替代”的技術與正在“過時”的人類？》，《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0期。

[5] 參見尼克：《人工智能簡史》，人民郵電出版社2017年版。

[6] 轉引自元十雨：《圖靈的悲劇：“模仿游戲”與性別困惑》，“燕京書評”微信公眾號，2021年6月24日。

[7] 參見Pablo Gervás, Constrained Creation of Poetic Forms during Theme-driven Exploration of a Domain Defined by an N-gram Model, Connection Science Volume, vol. 28, no.2, 2016, pp. 111-130.

[8] 參見矣曉沅：《具有文學表現力的中文古典詩歌自動寫作方法研究》，清華大學2021年博士論文。

[9] 主流產品有ChatGPT、AI-Writer、AI Story Teller、Sudowrite、Copy.AI、Notion AI、Jasper、Synthesia Do Not Pay、Dall-E-2、Repurpose lO、Jenni Al、Tome、Fireflies、Murf、Timely、Chatbot Live、聰明靈犀、訊飛星火、文心一言、秘塔寫作貓、小冰、小微、九歌等。

[10] 由于AI寫作具有隨機性、即時性、重復性等特征，所以筆者難以統計人工智能文本的數量。僅以公開出版的AI寫作文本為例，已出版了弗蘭克·懷特（Frank White）利用ChatGPT寫作的中篇小說《銀河皮條客：第一卷》（Galactic Pimp: Vol. 1）；南韓出版社利用Birampung創作的長篇小說《從今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from Now On）；肖恩·邁克爾斯（Shawn Michaels）聯合ChatGPT創作了小說《你還記得出生嗎》（Do you remember being born）；羅斯·古德溫（Ross Goodwin）在AI的幫助下創作了小說《在路上》（on the road）；松原仁（Hitoshi Matsubara）與AI合作完成了短篇小說《當有一天電腦寫起了小說》（Konpyuta ga shosetsu wo kaku hi）；AI寫作機器Shelly創作了一系列恐怖小說，并在Twitter上持續更新；Botnik實驗室開發了特殊算法，續寫了《哈利波特》；鄭建宏、黃獎、柏原太賀、美濤等作家使用ChatGPT寫作了《AI小說煉成》；以及AI小冰出版了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花是綠水的沉默》。更加引發關注和熱議的是，亞馬遜推出了200多本AI寫作的電子圖書，包括《聰明的小松鼠：儲蓄與投資的故事》（The Wise Little Squirrel: A Tale of Saving and Investing)、《家庭作業的力量》（The Power of Homework）、《宇宙的回聲》（Echoes of the Universe）、《人工智能接管世界一周》（The Week AI Took Over The World）、《愛與科技的融合》（The Fusion of Love and Technology），等等。

[11] [美]瑪麗-勞勒·萊恩：《電腦時代的敘事學：計算機、隱喻和敘事》，[美]戴衛·赫爾曼主編：《新敘事學》，馬海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頁。

[12] 宋旭紅：《虛擬現實與元宇宙文學》，《文藝理論研究》2023年第1期。

[13] 參見黃鳴奮：《西方數碼詩學六十年》，《國外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14] 黃鳴奮：《西方數碼藝術理論史》，學林出版社2011年。

[15][35] 羅昕：《專家熱議AI文學：人類文學不會消失，反而會得以彰顯》，澎湃新聞，2023年11月9日。

[16] [美]約翰·巴思：《枯竭的文學》，秦傳安譯，《中國南方藝術》2015年2月11日。

[17] Roland Barthes, Image-Music-Text, HarperCollins Distribution Services, 1977, p. 147. 轉引自汪民安：《誰是羅蘭·巴特》，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頁。

[18] Jacques Derrida, The Post Card-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87, p. 197.

[19][20] [美]希利斯·米勒：《文學死了嗎》，秦立彥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頁、7頁。

[21] 參見朱立元：《“文學終結論”的中國之旅》，《中國文學批評》2016年第1期。

[22] 陳曉明：《歷史終結之后：九十年代文學虛構的危機》,《文學評論》1999年第5期。

[23] 程光煒：《姿態寫作的終結與無姿態寫作的浮現：新世紀文學讀記》，《文藝爭鳴》2005年第4期。

[24] 胡哲：《將地域作為方法，是新東北文學最大的意義和價值》，《文藝報》2023年6月30日，第3版。

[25] 蔡翔：《何謂文學本身》，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頁。

[26] 王曉明、張宏、徐麟等：《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上海文學》1993年第6期。

[27] 陳凡、顧斌：《德漢學家：從未說過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中華讀書報》2006年12月20日。

[28] 孟繁華：《新世紀：文學經典的終結》，《文藝爭鳴》2005年第5期。

[29] 段崇軒：《“小說”不能淪為“故事”——兼談新“小說革命”》，《文學報》2023年2月2日。

[30] 江岳：《思想有深度，文學才有力度》，《人民日報》2010年6月29日。

[31] 張大春：《這次小說真的死了嗎？》，《遠見雜志》2009年2月號第152期。

[32] 黃瑞雄：《兩種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科學人文主義思潮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33] 張興成：《現代性、技術統治與生態政治》，《書屋》2003年第10期。

[34] [法]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2. 迷失方向》，趙和平、印螺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頁。

[36] 劉瑩：《論新世紀“泛文學”媒介實踐的三種路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9期。

[37] 參見張莉、李敬澤、賀紹俊等：《今天，小說如何革命？——關于小說革命的專題討論之一》，《江南》2021年第1期；張莉、東西、路內等：《小說革命，遇到"文學不革命"的時代?——關于小說革命的專題討論之二》，《江南》2021年第2期；楊慶祥、阿缺、陳春成等：《小說革命，作家需要自我革命——關于小說革命的專題討論之三》，《江南》2021年第3期；楊慶祥、潘昱竹、楊瀾潔等：《中國當下文學需要培養讀者——關于小說革命的專題討論之四》，《江南》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