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風格多樣的文學語境里，能以生活的原色為父輩們樹碑立傳的寫作并不多。在我看來，正是父輩們的生命史，構成了青藏高原發展史舉足輕重的一部分。“父輩們”這個詞從來都是一種詩意的表達和故事的象征，它堪比經過磨礪就會發光的鉆石，而非風吹即散的灰土。

父輩們的故事開始于1949年。譬如我父親，作為一個從洛陽來到西安西北大學讀書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有著生命危險的“護校”任務結束后，便和一幫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進，來到西寧，在一家破破爛爛的馬車店里開始創辦《青海日報》。母親其時正在貧困中求學，聽說有一所衛校又管飯又發衣服，便立刻從這邊退學，到那邊報名。就這樣，她成了由第一野戰軍第一軍衛生部管轄的衛校學生，之后又考入醫學院，成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國家培養的醫生。我的岳母更是激情澎湃，其時她正在河南開封讀書，面臨的選擇是，要么趕赴昆明，跟已經離開家鄉汝陽的親人團聚，然后同去海外；要么西上比傳說中更荒涼的青海，跟已經先期到達的未婚夫見面。她沒有過多猶豫，選擇了后者。

后來幾乎年年都有西進的人，有的是個人志愿，有的是組織分配，有的是集體搬遷。來到高原后，幾乎所有工作都是從零開始，就算你想扎根，也得自己找地方挖坑澆水。青藏高原地廣人稀，到處都是處女地，只要你為它做過一件事，它就會認你是它的人；而你的回應便是：只要它為你提供過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溫暖、一餐的飽飯，你就會認它給你的是家、是整個故鄉。所以父輩們的“故鄉”歷來比較模糊，原籍和老家遠遠沒有腳下的土地來得親切，大家不知不覺就有了一種情懷：愿意為高原付出一切，即便以生命為代價也在所不惜。

地廣人稀加上高寒缺氧，使這里的人對溫情充滿渴望。他們熱愛交際，喜歡抱團，人跟人的關系異乎尋常的親近，好像只有這樣才能抵御生存的嚴酷，戰勝自然的荒涼和條件的落后。“人人相親，物物和睦，處處溫柔，愛愛相守，家國必憂，做人為首”的信念就像注入高海拔的氧氣，終其一生都在父輩們中間氤氳繚繞。我的父親就是帶著這樣的信念走向了草原牧區，目的地便是不斷遷徙的帳房。他在那里學藏語、吃糌粑、記筆記，跟著牛羊翻越緩緩起伏的草山。他發現牧人的生活單純而寂寞，孤獨成了一切的屬性，包括牧草與微風、太陽與月亮。采訪或蹲點結束后，無以回報的他總是會留下自己在城里的地址。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好多年，他住過的帳房在他的腦海里如星斗般分布，雖然稀疏，卻熠熠發亮，可以說黃河源有多長，他到過的草原就有多廣。

我迄今還會清晰地夢到小時候的情形：不止一個牧人，也不止一個牧人的妻子或孩子，拿著仔細保存好的地址，來到我家，目的只有一個：看病。他們不睡床，不睡炕，就裹著皮袍躺在家里的地上，一眠到天亮。他們說著扎西德勒，把風干肉、糌粑、奶皮和蕨麻，放在了1960年的冰鍋冷灶上。他們抱起我們弟兄倆，放進寬大的袍襟，抹一點酥油在我們額頭上，這是祝福吉祥的意思。然而我們卻毫不猶豫地抓下來，送進嘴里，每回都這樣。此后20多年，年年都有牧人騎著馬跋山涉水來到我家：看病。母親只是個婦產科醫生，治不了他們的包蟲病、風濕病和因生活艱辛、高寒缺氧、食物單調而引起的各種疾病，但她會帶他們去西寧最大的省人民醫院，請她的同事們給予治療。每次母親都會懇切地說：“從那么遠的牧區來，不容易，你給好好看看。”那些病有的治好了，有的沒治好，留給我們許多慶幸和遺憾，久而久之成為心中的亮跡或劃痕，有的抹掉了，有的蓋住了……朝前涌動的生活，總會讓過往變得越來越淺淡，讓故人變得越來越遙遠。漸漸地，他們不來了。我曾經想：難道是我們的接待不周傷害到了他們？或者是父親的去世讓他們覺得不便再來打攪？可我的母親依然健在，并保留著一個醫生的牽掛，常常會念叨：放到現在就好了，許多過去治不好的病能治了。

直到后來，我跟父親一樣，動不動要下鄉去草原時，才明白我們的猜測是不靠譜的。當醫院和衛生所已經普及到每個縣每個鄉時，當大部分牧人的孩子因為接受過教育有了工作而能照料親朋好友的健康時，當便利的交通包括高速公路在遼闊的草原上不斷延伸時，當商品經濟的發達已經讓許多牧人在城市有了安家落戶的可能時，父親的房東以及他們的親友還有什么必要千里迢迢、風餐露宿地來到省會，居住在我家，并拜托母親尋求醫療呢？偶爾，母親在超市的貨架前看到一個曾經來過我家的牧人也在挑選東西，她才反應過來：能夠穿越時空的，并不僅僅是幻想。

父親最終死于肺心病，也就是典型的高原反應癥。許多死于青藏高原的人也都是因為環境對生命的制約。但在我的感覺里，他們沒有死，因為他們是在人心里播撒種子的人，是雪山大地上幾乎所有事業的拓荒者。他們和當地人一起創造了草原牧區的第一所學校、第一座醫院、第一家商店、第一家公司、第一座城鎮，他們培養起一代又一代的民族人才，讓現代觀念植根于人們的腦海，捧著好日子的模樣和未來的景象，希望愿意前行的人追尋到底。一個地區從落后到進步的印跡是那樣深刻，里面貯滿了父輩們的血汗和被時間侵蝕成荒丘的生命，在多年后開出了比初次綻放還要艷麗的花朵。

正是有了父輩們的不斷“扎根”，才有了我們，有了我們對青藏高原更加徹底的歸屬感。對我們來說，這里的山山水水已是真正意義上的故鄉，它代表家族傳承、土地滋養、風情融入、血脈聯系、情感浸潤、精神認同，代表生命長河的起源與歸屬。它讓我們告別了過去生活中情感表達的簡單之美，走向了復雜而茂盛的第二次涅槃，并在草原與城市、離開與回家、清醒與迷惘、擁有與失落、歡樂與痛苦的交替中，經歷著從外貌到心靈、從肉體到精神的變遷。而最大的變遷便是傳統意義上的游牧民正在脫離既往的生存模式，加入有固定居住地的新牧人或新市民的行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正從一個不斷更新的環境中破土萌發，由此引發的思想觀念和精神世界的巨變，會讓我們看到人的變化是一切變化的根本，“滄海桑田”用來形容人的精神風貌亦恰如其分。

在西寧，我住的小區里有一多半是藏族同胞，很多人幾年前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如今已是開著汽車到處跑的城里人。每當看到他們提著一袋一袋的蔬菜和水果進出小區，我都會高興地說一聲“喬得冒”（你好），腦海里會浮現20多年前當我知道某個草原鄉的牧民人均壽命只有40多歲時的驚訝。驚訝之后的好幾天我都在追根溯源，發現長年累月只吃高蛋白和高脂肪的牛羊肉以及奶制品導致的營養嚴重不均衡，正是罪魁禍首。現在好了，出門就是大超市，對他們來說，那就是一個可以便捷攝取維生素和微量元素的營養通道。有一段時間，小區門外的路邊公園里天天坐著一個戴著醬色禮帽的黑臉膛老人，我跟他聊起來，沒說幾句他就問醫院在哪里？還說在家鄉拉乙亥的時候他知道看病的地方，隔三差五就得去一趟，如今到城里住了兩年多，不知道醫院在哪里。我問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說沒有。我說你肯定是不需要看病才不知道醫院在哪里的吧？他想了想，露出豁掉的牙齒嘿嘿笑了。后來我意識到，老人其實并不是在打聽醫院，而是想通過這種方式顯示他現在的生活多么愜意，連醫院都不用去了。生活質量的提高意味著身體的健康和壽命的延長，這樣的變化一時看不出來，卻是真正巨大的變化，也就是說——不僅日子好了，生命也更美好了。

對我來說，沒有新發現的舊生活和沒有歷史感的新生活都不值得去表現，所以每一次寫作都是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行走，是我感恩大地、探索人生的新起點。我一向認為：我們不僅要有人的理想，更應該做一個理想的人。我在第一個中篇小說《大湖斷裂》中寫道：“全部生活就是一種怎樣做人的選擇。”幾十年過去了，關于“人”的探索，幾乎涵蓋了我的全部作品。我在《環湖崩潰》中描寫人與自然的沖突；在《海昨天退去》中展示人的生命在時間面前的悲劇；在《大悲原》中梳理人的尊嚴和生存價值；在《藏獒》中大寫道德——“人”的支柱；在《伏藏》中尋找人與愛的融合與分裂；在《西藏的戰爭》中發掘信仰之于“人”的意義；在《潮退無聲》中尋求人被自己隱藏在復雜性后面的本真；在《無岸的海》中思考愛恨情仇對“人”的作用；在《最后的農民工》中眺望“人”的地平線；在《你是我的狂想曲》中探討音樂熔煉“人”的過程；在《海底隧道》《巴顏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等兒童小說中追問“人”可以干凈純真到什么程度、如何做一個對別人有用的人？在《雪山大地》中追求“人”的質量，和主人公一起經歷在人性的沖突中如何保有大地賦予的優良品格。我覺得除了愛，一個人不可能再有更靠近“人”的標準的抒發，可以說《雪山大地》是一部關于愛的詮釋——愛自然，也愛社會；愛曠野，也愛城市；愛自己，也愛他人；愛富有，也愛清貧；愛健康，也愛疾病；愛活著，也愛死亡；愛人類，也愛所有的生命。

我希望雪山大地的故事能講給更多人，希望在講述父輩們和同輩們的故事時，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歌哭而行，流連忘返，希望自然之愛也是人心之愛，在廣袤的故鄉厚土上，延續一代比一代更加葳蕤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