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要“堅持農業(yè)農村優(yōu)先發(fā)展，堅持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暢通城鄉(xiāng)要素流動”。中國作家協(xié)會近期提出了“新時代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作計劃”，這是推進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fā)展的重要舉措。

用高質量文學記錄鄉(xiāng)村巨變

建設農業(yè)強國，推動鄉(xiāng)村振興，一直是我國重要國策；滿足人民需求，追求共同富裕，更是黨對人民的鄭重承諾。只有從戰(zhàn)略全局的高度認識鄉(xiāng)村振興，我們才可能從更高的視角、更廣的視野認識與鄉(xiāng)村振興相關的文學，才可能認真引導組織作家深入新時代的鄉(xiāng)村，記錄鄉(xiāng)村新變化，書寫時代新成就。

2021年12月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xié)十大會前，中國作協(xié)黨組在《求是》雜志發(fā)表署名文章《新時代文學要牢記“國之大者”》。什么是“國之大者”？“國之大者”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怎么去實現這個“國之大者”？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就是鄉(xiāng)村振興，鄉(xiāng)村振興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內容。農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農業(yè)大國，即便今天中國的現代化程度已遠遠高于改革開放前，但仍然還是一個農業(yè)大國，農業(yè)農村之于我國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動，農民富裕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仍然非常重要，“三農”問題仍是關乎黨、關乎國家、關乎民族的大問題。

我們須用大歷史觀來看待農業(yè)、農村、農民。早在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就對斯諾說過，“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中國；誰解決了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農民問題不僅是國民革命的根本問題，同樣也是改革開放時期至關重要的問題；改革開放就是從農村改革開始的，農村改革也成功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而在新時代的今天，農村的現代化程度仍然決定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可以說，農村現代化的實現是中國現代化實現的根本，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決定性要素。“農為邦本”，不是停留于紙面的。穩(wěn)住農業(yè)基本盤、守好“三農”基礎，是應變局、開新局的“壓艙石”，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確保脫貧攻堅成果得以鞏固的大政方針。“壓艙石”的意思是，有了鄉(xiāng)村振興，有了農業(yè)現代化，我們才有底氣，才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先決條件。認識到這一點，對于認識新時代的文學工作尤為重要。

那么，什么是文學的“壓艙石”？換言之，什么是新時代文學的“文學之大者”？就是圍繞“國之大者”的書寫。而文學的壓艙之作，就是“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中國作家協(xié)會提出的“新時代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作計劃”，不僅是適時的，也是必要的。寫好農民，寫好農村，使之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踐的一份忠實記錄，是新時代作家的職責所在；以高質量的文學書寫，為奮進的中華民族提供精神支撐，更是新時代作家的光榮使命。

鄉(xiāng)土文學是百年新文學成就斐然的一脈

事實上，百年新文學中，對于“農民”的書寫從未中斷。從魯迅小說中，我們至少可以抽出三個線頭。一是對農民問題的思索。《故鄉(xiāng)》《藥》《阿Ｑ正傳》等呈現了閏土、華老栓和阿Ｑ們的生活與精神雙重貧瘠的世界，他們的形象已然躍出了浙東市鎮(zhèn)的鄉(xiāng)土，而成為當時中國農民的一種寫照。二是對知識分子問題的開掘。《狂人日記》《孔乙己》《白光》《在酒樓上》《孤獨者》為我們呈現了舊文人與知識分子尋找精神出路的心路歷程和精神危機。無論是狂人，還是孔乙己，其對人生意義的追尋之苦和對自我價值的覆滅之痛，都令我們看到舊中國改造進程中靈魂重塑的不易。三是對于女性問題的關切。《祝福》《離婚》《傷逝》為我們揭示了祥林嫂、愛姑、子君等女性在當時環(huán)境中自我身份確認與自我價值實現的艱難。無論是生于鄉(xiāng)村還是出身城市，無論是目不識丁還是識得書文，無論是性格懦弱還是潑辣大膽，在父權、夫權文化語境中，她們有著殊途同歸的命運。三個線頭，開啟了中國新文學對農民現代意義的書寫，對知識分子精神問題以及女性自我發(fā)展問題的嚴肅拷問。而無論是農民問題、知識分子問題，還是女性問題，都是當時社會轉型期中國人面臨的最為重要的現實。這些小說所提出的問題具備了“歷史教科書”的社會學價值以及一個作家對“人的現代化”發(fā)展的深度思索。“人的現代化”一直是現代化的題中之義，魯迅小說中最為重要的三條線索之一，即對中國農民問題的關注，顯現了一個作家在他所處時代的嚴肅思索。

魯迅之后最深切體察農民的作家，當屬趙樹理。但趙樹理筆下雖有二諸葛、福貴、三仙姑、小飛蛾延續(xù)著閏土、阿Ｑ、祥林嫂的命運，卻出現了更多小二黑、小芹、鐵鎖以及“老槐樹下的‘小字輩’”這樣的“新的人”。農民中的“新人”形象的出現，使中國新文學從對“個人”的關注而跳躍到對“人民”的塑造。“這里的‘人民’不再是五四時期需要被啟蒙的大眾，而是歷史的、能動的主體”。這一主體的發(fā)現，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把人民放在文藝創(chuàng)作的主體地位上的指導與引領密切相關。因有趙樹理的文學，我們才完整看到了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山區(qū)人民的生活，了解到當時晉東南和晉北百姓的生產勞動、生活習慣、婚喪嫁娶、心理嬗變，并在小二黑、孟祥英、李有才、田寡婦、潘永福這些具體的農民形象中看到了人民的成長。在小二黑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已然“站起來”了的農民形象。這種形象不是理想化的拔高，而是作家對現實農民狀況的真實反映。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周揚才感嘆，“站在斗爭的最前線，創(chuàng)造積極人物的典型，是我們文藝創(chuàng)作上的一個偉大而困難的任務”。顯然，趙樹理不僅將之作為“任務”去完成，他是真正出于對農民精神成長的深度理解與滿心喜悅去寫作的。他的確“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以農民的語言，農民的思想，寫農民生活的作家”，當得起“中國作家中真正熟悉農民，熟悉農村的，沒有一個能超過趙樹理”的評價，而這一切的原因正在于“他是人民中的一員而不是旁觀者”。

與趙樹理同時代的作家孫犁，同樣是人民文學的實踐者。孫犁《關于〈荷花淀〉的寫作》自述中，講到比起冀中區(qū)人民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貢獻，自己的作品只是“一鱗半爪”，“《荷花淀》所寫的，就是這一時代，我的家鄉(xiāng)，家家戶戶的平常故事。它不是傳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順序寫下來的，事先并沒有什么情節(jié)安排”。他寫道，“我在延安的窯洞里的一盞油燈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紙寫成這篇小說。我離開家鄉(xiāng)、父母、妻子，已經八年了。我很想他們。也很想念冀中……我寫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寫出了所有離家抗日戰(zhàn)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兒子、丈夫的人們的感情”。有“我”有“情”的文學，所獲得的生命力，所從何來？答案只能是作家與人民情感的深度共振。

作家柳青從不諱言他對時代進步的積極關注，他多次談到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熱愛。在1978年一次對業(yè)余作者的座談會講話中，他談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要熱愛這個制度，要描寫要歌頌這個制度下的新生活”，并說到《創(chuàng)業(yè)史》：“我寫這本書就是寫這個制度的新生活，《創(chuàng)業(yè)史》就是寫這個制度的誕生的。”這種自信使他的作品不但有血肉、有溫度，而且有底氣、有“筋骨”。作為社會主義發(fā)展初期中國鄉(xiāng)村變化的忠實記錄者，柳青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彌足珍貴的歷史記錄，也創(chuàng)造性地貢獻了一個作家對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早期構想。柳青從不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現空泛的標語口號，而是以一種堅實的、誠懇的現實主義的書寫和具體可感的人物、細節(jié)的藝術展現，去完成一部具有時代精神的文學作品。他寫于1972年的《建議改變陜北的土地經營方針》的散文以及《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這兩個作品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創(chuàng)業(yè)史》。在《建議改變陜北的土地經營方針》一文中，柳青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蘋果產區(qū)計劃，期望農民富起來的拳拳之心接通著他的作品。所以，他才能是“一只手拿著顯微鏡在觀察皇甫村及其周圍的生活，另一只手拿著望遠鏡在瞭望終南山以外的地方”的柳青，他的作品才“不僅顯示了生活細部的逼真精細，同時在總體上又體現出了史詩式的宏大雄偉”。

描繪新時代農民新風貌

只有和勞動者一并熱烈地擁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動起生命的血液。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也不是橫空出世的，孫少安、孫少平與梁生寶有著精神的血緣。繼“站起來”的農民梁生寶之后，路遙續(xù)寫了中國偉大變革中“富起來”的農民故事。小說雖只截取20世紀七八十年代短短十年，但它對改革開放中國城鄉(xiāng)人民成長的深度書寫，成為讀者心中矗立起的一座新時期文學豐碑。

中國文學對農村的書寫，被學界認定是最有成就的。大作品的應時而生，源于作家在大歷史的轉折處應時代潮流而動。正如我們可以在大革命時期前后，舉出魯迅《阿Q正傳》與《故鄉(xiāng)》的例子，農民在那時的形象距離“站起來”相差甚遠。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中的農民形象顯然讓我們看到了“站起來”了的新的農民，而農民的真正“站起來”還是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梁生寶。如果說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周立波的《山鄉(xiāng)巨變》寫出了“站起來”的農民，改革開放時期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寫出了“富起來”的農民，那么，新時代“強起來”的農民形象，那個代表一個時代的“新人”形象在哪里？對于“他”的塑造，是不是應該成為我們新時代文學的使命呢？我以為是。這里，我們要完成的，不僅是一個文學史的延承與文學題材的賡續(xù)問題，更是一個對文學史中“農民形象”的創(chuàng)新問題。

隨著現代化與城市化發(fā)展，文學作為社會的反映，城市寫作與城市成長的作家所占比例不斷增加，農村農民有淡出文學史的跡象。這些問題與現象真實存在。對此，文學如何回應？是迎上前去，還是高高掛起？是撲下身子，還是置之不理？我們的態(tài)度、作家的態(tài)度，決定了我們文學的時代面貌，決定了這一時代能否產生與之相匹配的文學，也決定了這一時代對文學價值的認可與對文學從業(yè)者的尊重。所以，相對于脫貧攻堅、全面小康、鄉(xiāng)村振興這樣的偉大實踐而言，我們要做的事，是推出和創(chuàng)作新時代的“創(chuàng)業(yè)史”和“山鄉(xiāng)巨變”。寫出新時代文學的壓艙之作，描繪出新時代農民的新風貌，為新征程上人民的偉大實踐留下信史，以“強起來”的農民新人形象，豐富中國文學農民形象畫廊，這正是這一代作家的神圣使命。

反觀中國當代文學史，有成就的作家都是能夠把握歷史主動、深入生活深處、對藝術和人民充滿深情的作家。近年來，一批小說家深入農村，已經寫出了一定數量的反映鄉(xiāng)村巨變的長篇小說。“新時代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作計劃”一經提出，一大批作家即投身其中，以滿腔熱情去感受新時代新農村的脈動。我們相信，新時代文學的高質量發(fā)展，首先應在新時代鄉(xiāng)村書寫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有大的突破。而中國作協(xié)對這一創(chuàng)作的有效組織與推動，讓我們對代表新時代山鄉(xiāng)巨變的作品誕生充滿期待。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席團委員、創(chuàng)研部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