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秋天，我到北京師范大學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文學創作方向的碩士研究生（與魯迅文學院聯合培養），有幸傾聽了諸多精彩的課程。在課堂上，老師多次以格非早年創作的先鋒小說為藍本，探討作家如何在寫作中有意識地運用無意識資源的話題。這讓我受益頗豐，并產生了閱讀格非早期小說的迫切沖動。我念本科時，購有一冊他的文學評論集《塞壬的歌聲》，后來跟蹤閱讀他的“江南三部曲”，但確實沒有接觸過他早期的先鋒小說。我買來了他早期中短篇小說集《褐色鳥群》，讀后大吃一驚。我當時就替自己感到特別遺憾。要是在初學寫作之時，就接觸到格非、蘇童等先鋒小說家的作品，我寫作的路數與風格，一定與現在有霄壤之別。

我的寫作走了相當長的一段彎路。這與我的閱讀史密切相關。18歲以前，除了語文課本上那些經過專家手持放大鏡甄別過的文章之外，鮮有接觸課外讀物的機會。學校也是設有圖書館的，但閱讀課和美術、音樂課一樣，無不被語、數、外等學科教師冠冕堂皇地征用。后來終于離開小縣城，到大學念書，可以自由出入閱覽室和圖書館了，但借閱的多是現當代文學史上“文學史價值”遠遠高于“文學價值”的作品。作為一名中文系學生，自然也讀過一些外國文學作品，畢竟學院開設有外國文學課程，但囿于在過去形成的閱讀慣性，對那些日后將被我視為珍寶的作品十分排斥。譬如，多年之后，我對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愛不釋手，有一次才隱約想起，我在讀本科期間其實是讀過節選本的，只是時常被那些比豆角還要長的名字折磨得昏昏欲睡。

閱讀決定了寫作的起點。這是我寫作十余年后才悟出的道理。我們從一個人的作品中，可以判斷他的文學修養，亦可以找到他的精神源頭。魯迅先生的小說，為什么一出手就那么成熟，且不同凡響？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這篇小文章里交代，他寫作《狂人日記》，“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正是這百來篇外國作品，讓魯迅先生在潛移默化中習得了“小說作法”。從《狂人日記》始，觀照中國百年新文學史，但凡真正經得起時間淘洗的作品，作家本人必然受過外國文學的熏陶和影響。我們熟知的當代作家中，莫言、余華、蘇童、格非、馬原等小說家，在創作早期無不取法外國文學。余華在一篇文章里就談到，他在最開始寫作時，就受惠于川端康成與卡夫卡的滋養。莫言也在一個文學活動中坦言，他早期發表的作品，受到茨威格、科塔薩爾、馬爾克斯等作家的影響。

為了彌補閱讀先天不足的問題，我現在每年都會購買大量書籍，以外國文學居多。但凡看到我比較信賴的出版社引進了我感興趣的外國作家的圖書版權的消息，都激動不已。比如某一天，我在朋友圈看到師友推介比利時作家雨果·克勞斯的史詩級巨著《比利時的哀愁》和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杰出小說《我們的土地》的消息后，就經常登陸網上書店關注這兩本小說是否已經上架。這些可能給我的寫作提供營養的作品，都能讓我感受到一種隱秘的興奮，如果不將它們買回來，心里總不痛快。這種對好書的占有欲，與女孩對漂亮衣裳和漂亮包包的占有欲一樣，帶有某種病態性質。但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這倒是很好地彰顯了經典作品的魅力。那些在字里行間見得著博大胸懷的作品，確實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我注意到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挪威、捷克、阿爾巴尼亞、土耳其、哥倫比亞、烏拉圭等國家，雖然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都比較小，卻都出現過多位世界級的文學大師。以愛爾蘭為例，曾出現了葉芝、喬伊斯、奧康納、貝克特、謝默斯·希尼、科爾姆·托賓等具有世界影響的作家。在我看來，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文學現象，不外乎文學傳統、文學教育與閱讀習慣的影響。

我還有一點特別切身的體會：遇到創作瓶頸時，最好的辦法就是閱讀經典的文學作品。它們會讓你獲得一種豁然開朗之感，找到一種適合自己的敘述腔調，獲得繼續寫下去的勇氣和力量。當然也可以聽一聽文學課，這是另外一種“閱讀”。2017年夏天，我曾冒著酷暑到南京大學去聽課。在文學院二樓的那間會議室里，一位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資深教授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給我們專題講授后現代主義。他舉例講解后現代主義不確定性的創作原則，讓我腦洞大開。這一個上午的文學課，讓我受用終生。這位我現在無論如何也不能確定姓名的教授，激動地將喬伊斯和普魯斯特稱為“珠穆朗瑪一樣的存在”，實在可愛。

不管是閱讀，還是寫作，最終都是為了完成自我的確認。我將繼續在這條路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