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妍，本名翟景華，魯迅文學院第二十九屆高研班學員，2018年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代表。曾在《十月》《中國作家》《作家》《青年作家》《鴨綠江》《長江文藝》《芒種》等刊發表小說作品。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我想，就《守清口》而言，我是在寫一種孤獨吧。

也不只是孤獨的，如果單單是孤獨能說得清楚，我又對它一定是不滿意的。它應該有更多的東西隱在孤獨后面，讓我自己也無法說清，只有碰到那個對的人去讀它，正好又觸動了人家的某根心弦，那些若隱若現的可能性，才能浮出來吧。

試著閉上眼睛，試著去想象這樣一個場景，在一片一馬平川的科爾沁大草原上，一條名為霍林河的河流穿腹而過，村莊在河流的南岸，小鎮在河流的北岸，莊稼在村莊的東邊，墳場在村莊的東北面。而西面，只有無盡的草原。無盡到一眼就能望見天邊。

小說里的榆村，應該就定位在這里。

那村莊太小了，一如一只麻雀，經常被茂密的蒿草和莊稼淹沒，要不是每天定時定點有白煙從煙囪里冒出來，那村莊，該是和墳場一樣，是死寂的。

那村莊也曾有過欣欣向榮的樣子。那是我小時候的事了，幾十年過去，和我一般年紀的人都從村莊里輾轉離開，我們這樣的人，變成了村莊里最后一批年輕人。我的父輩們，沒有隨子女離開的，依然守在那個村莊里，迎接一日又一日的老去，等待進入東北方向的那片墳場。

我常常想，有一天，這村莊或許就只剩下那片墳場了。

人與人為伴，能維持一生之長久的情誼，多少是有些奢侈的，人的思想變故實在是太多太復雜了，一個不稱心，前面的百般好，就都盡棄了。而我父親，真有個“老磕頭的”，他們就像我小說里寫的那樣，從小玩到老。我寫《守清口》那天，給我母親發視頻，我父親那老磕頭的，正坐在我家炕頭上喝茶。那是個夏天，因為我父母冬天在城里過，夏天在村莊過。冬天樓里暖和，夏天回去，可以侍弄園子，種些蔬菜。

那天電話里，我父親的老磕頭的，也沖著電話喊我，他和我父母一樣，叫我閨女。我突然特別感動我父親能有個老磕頭的為伴，人這一輩子，除了必備的婚姻伴侶，還有另有他人同心同德地陪著，是多大的福氣呀。

我父親是幸福的。我相信，我父親那老磕頭的，也是幸福的。

可村莊的孤獨和落寞，不會因為個人的幸福而奏響歡愉的曲子，她每天照樣會唱哀歌，又有人病倒，又有人死去，又有新碑豎起，黃土下又多了一具尸骸。

村莊和那些剩下的老人一樣，邁不開步子了。一旦白雪茫茫便更是可憐，更有那種“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空闊和遼遠，而獨獨剩下楊有四和杜青山，身著羊皮襖，腰扎浸麻繩，追隨在幾頭牛的后面，斗寒風頂暴雪了。

幸虧有牛在，那些站在死亡邊際的村子里的老人，牲口，家禽，是他們最后的慰籍。

或者可以說，大多數人，年紀還小時，對情感這東西，是不那么挑剔的，也是不那么珍視的，只有上了年紀，才再不會那么口不擇食，再看不得生死，再不忍身邊的人離去，再不舍曾經付出過的，草草收場。一切，都有頭有尾，是最好。

可在《守清口》里，我殘忍地撕裂了兩個老磕頭的之間一生的友誼，也殘忍地賣掉了牛，然后，人與人的情感可薄可厚，可輕可重。但情感這東西，放在牛面前，卻只有義無反顧。牛不知道舍下什么，牛知道那些曾經的好，不能忘卻。

牛在拼盡全力回到過去，而人，卻在朝前奔，老眉咔嚓眼了，還想求個將來。盡管那些奔到手的，也許根本不是己需。杜青山走了，一進城便分不清黑夜白晝，楊有四卻還和牛一樣固執，想找回情感的依托。

牛最終是死了的，在大雪覆蓋的清口下喪命，和楊有四的死去一樣， 帶著對彼此深深的眷戀。

有的人不能辜負。那些牲口和家禽，對人產生情感的所有動物，則萬萬不能辜負。

那叫黃小辮兒的母牛之所以叫了一夜，才喚來榆村的人尋找楊有四，我只是想說，這個村子，真的太老了，老得連耳朵都不靈光了。

這大地上，還有多少老得連耳朵都不靈光了的村莊？誰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