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是文學創作中一個永恒的母題。所謂故鄉問題，其實是人與自然的異化與分裂問題。人孕育、誕生于自然，原本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當人從自然中走出，開始征服自然之路，那曾經分娩了人身體的自然，便成為回不去的故鄉。而自從有了故鄉意識，人便不可避免地被拋入了他鄉。故鄉與他鄉、出走與回歸、分裂與尋找，從此成為人無可逃脫的宿命。正如任洪淵所說，人與自然的異化與分裂，這是人與生俱來的“第一重分裂與悲劇”。

盡管“故鄉”是一個有母性意味的詞語，但長期以來父系社會“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強大傳統，卻讓女性從一出生就面臨著失去故鄉的尷尬。在漫長的歷史中，故鄉的主題幾乎多是由“他”書寫，而“他”也成了先天無鄉的“她”后天強加的故鄉。作為以女性書寫而聞名的作家，楊沐敏感地捕捉到了傳統在“故鄉”問題上對女性的粗暴。“由于歷史、傳統的原因，女子有肉體傳承血脈的能力，卻被隔絕在肉體之外的傳統傳承；女子們不被認為可以能動地傳承傳統，于是，女子的作用始終包含生育（肉體的傳承），最偉大的作用就是當個好母親，最動人的故事就是孟母三易其所以擇鄰，也就是在父親缺席的狀態下替代父職，教育從自己肉體里繁殖出的另一個肉身。”（《尋鄉記》）楊沐以揭竿而起的姿態，開始了女性對故鄉的追尋。《老母土》是一部令人玩味的作品。僅從題目來看，“老母土”三個字便具有極為強烈的象征意味。“老”指向時間，是厚重的歷史，悠長的歲月；“母”指向生命的孕育，是人從母體分娩出來的綿綿不斷的血緣關系；“土”指向空間，是人賴以生存其中的自然，肉體永恒的居所。在對吳江老宅高墻、青瓦、霉墻的仔細辨認中，楊沐認出了祖母的堅忍，和她“對堅貞潔凈氣質的近乎偏執的追求”，認出了母親是如何“從小資產階級女學生蛻變成承受得起這個悲慘世界任何風吹雨打的女人”，進而“懷著對人生的悲憫和徹底放棄自己的堅強，給我們以最后的后方”。從中，楊沐找到了自己精神氣脈的來源。沒錯，這就是故鄉，這就是老母土，在苦難飄搖的歷史中，她以母性獨有的包容、善良、堅忍、忍辱負重，維系了家庭的完整、生命的安寧，無論時代、社會多么風雨飄搖，她都堅守著人類后退的底線。縱使你遠離她已久，她也能在血液里決定你的氣質。

老母土是前世的故鄉、血緣的故鄉，它也許不能帶給人現世的滿足感，但它解決了“我”從哪里來的問題。當然，我們可以換個角度說，“老母土”雖然解決了“我”從哪里來的問題，但它不能帶給人精神的歸宿。楊沐對于故鄉的探尋并沒有停留在返鄉尋找血緣的層面。“她如果抗拒不了強大的傳統，她可以不要這個傳統；當她有強大的內心力量，她可以自行選擇一個‘她自己的故鄉’，對這個靈魂故鄉抒發無處述說、無法排解的鄉愁。”（《尋鄉記》）在解決了“我”從哪里來的問題之后，楊沐要解決的是“我”如何存在，以及“我”要去哪里的問題。她以非凡的勇氣，開始了一個女性重新定義故鄉的征途。《紅樓夢》從“大荒山無稽崖”的宇宙洪荒進入現世人生，最后又回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的原始狀態，這是一個從無到有、再歸于無的過程。楊沐重新定義故鄉的過程則是以紅塵中一個行者的視角觀照現實和人生，再向時空和生命的維度展開。在《李藍的電影》《長途汽車上》等作品中，“我”總是處于不確定的、在路上的狀態，不斷進行著各種各樣的尋找。這是理想主義失落之后的無盡空虛與再次出發，也是內心處于掙扎、分裂狀態的一代人的精神突圍。

在反復的尋找與認證之后，西藏最終成為楊沐心中的精神故鄉。在這里，西藏自然的原始與宗教的神秘、人性的淳樸與肉體的活力、存在的自由與個體的自我修行，都成為后工業社會人的精神創傷的最好慰藉，也成為精神故鄉的重要特質。楊沐向西藏敞開自我，以肉體的感官找回人與自然的原始聯系。“在肉體打開之前，感知是從大腦、眼睛和耳朵這些高層次的感覺器官開始的；肉體打開之后，很奇怪，深切地感知，得從觸摸、嗅覺、味覺這些低層次的感覺器官開始。對宗教、寺院、僧人的感知，除了眼睛和聲音，這時候我得用上觸覺，我至少得摸一摸才能將那種氣息吸進身體。”（《西藏在上》）而她一旦確認了西藏作為精神故鄉，西藏便從一個空間概念變成了生命概念。“西藏和它包容的一切，從此不再只是一方地域，而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所在，是一個家園、一個歸宿；她還是一條路，一條之于我的前路和退路，當有一天我無路可走時，我可以退到這里來，找她，跟她相擁著互相溫暖；她還是鋪滿自身‘魄’的底色，那是金色的、溫潤的，如我在西藏滿目看到的那樣，如它賦予大山大河寺院紅墻的那樣，給我最后的豁然和安寧。”西藏這個精神的故鄉指向現世，為此在的我找到生命的意義，解決我現世如何存在的問題。

然而，就如前文所說的，當人意識到故鄉存在的時候，自己便被拋入了他鄉。同樣，精神故鄉誕生之時，精神異鄉亦隨之而生，人再一次成為了“在家的異鄉人”。在《香巴拉》中，“我”在西藏游蕩了許久之后最終發現，宗教并不能拯救自己，反而是“在一切的深處，可能就是那個香巴拉”。《紅樓夢》在重新定義故鄉的過程中最終感悟到“無立足境，是方干凈”，生命起源于無，也歸宿于無，在這個世界上，人都是過客，豈能反認他鄉是故鄉。而在楊沐這里，“一切的深處”皆是立足之境，皆是故鄉。所謂的精神故鄉已經不是一個具體的地方，它可能什么都是，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它是無處不在的“有”，也是先于人本身而存在的“無”；是不在之在，也是存在本身。它指向未來，解決我到哪里去的問題。

精神的故鄉其實無處不在，那么“萬物皆備于我”，人重新找到了與自然、與宇宙萬物的同一性。因此，當汶川地震發生的時候，楊沐的身體也發生著一場地震。“淺睡里，我再次看到自己開裂的胸膛，骨頭是白的，肉是灰白的，像鋼筋混凝土；我看見自己的身體像廢墟，肋骨是橫陳瓦礫中的梁椽朽架，四肢像破碎的水泥柱，被炮擊過一般，東一個，西一個，暴露橫陳。”（《內腔里的地震》）。大地上發生的震動與人的身體血肉相連，生命重新成為大地本身，那是人與自然在長久分裂之后的回歸，真正的回歸。這種回歸的結果便是，萬事萬物的快樂都是“我”的快樂，萬事萬物的悲傷都是“我”的悲傷。如維摩詰一般，當世人都還活在痛苦里，自己豈能獨自享樂。“我的眼睛、耳朵、心臟、大腦以至整個內腔裝滿了別人的苦難，它對我的內心世界和價值觀產生地震般的改變，至少讓我走出書齋，放眼體察別人的痛苦，并在需要時，伸出自己的手。” （《內腔里的地震》）楊沐不再只關注自己的個體存在，而是以悲天憫人之心去體察社會，感受人生。這一個女性思想的化繭成蝶，也是一個作家的精神涅槃。

（作者系魯迅文學院第十五屆高研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