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民國題材大熱。尤其在文藝界，“民國范兒”成為一種鮮明標識。此文化背景下，青年作家葛亮身上的“民國望族”標簽更受矚目——葛亮倒也從不回避，常在言談中思慕祖輩，表達文化與精神上的血脈相通。及至《北鳶》，更是直接以家族史為基礎構建，起筆于民國商賈世家子弟盧文笙的成長，收束于上世紀中葉，將波詭云譎的民國動蕩史寄予兩個家族的命運沉浮，于歷史鉤沉中慨嘆人世、思考家國與文化，既實且虛，既雅又俗，被譽為深得《紅樓夢》筆法。筆法古典，思想若何？古典與現代如何交融？面對傳統文化，追懷容易，繼承與發展之路如何？“北鳶”能飛多高？有待時間和讀者遴選。
作者沒有把傳統文化價值觀僅僅落實在亞圣后裔身上，成為一種廣陵散絕唱，而是把這種文化精神彌散在整部小說的書寫空間。傳統文化的因子在北中國的普通人家庭（即普通民間世界），無論貧富貴賤，均有豐富的蘊藏。中國傳統做人的道德底線，說起來也是驚天地泣鬼神，在舊傳統向新時代過渡期間維系著文化的傳承……[詳細]
小說中反復出現的意象風箏既象征了亂世浮生的命運，也暗示了人物的“生命哲學”——在儒家的“有為”與道家的“無為”之間順勢而為。我們再回到“獨樂寺”的情節。面對孟昭和的疑惑，青嚴法師取出了一枚陀螺，稱這便是“獨樂”……[詳細]
《北鳶》有難度，難度在于小說對中國古典美學的繼承。從寫作最初，葛亮似乎就在致力于繞過那種鏗鏘有力的共和國語言系統而與民國語言傳統相接的工作。 他的行文遠離了翻譯腔，也遠離了那種繁復輾轉的復合句式。句子長短間雜，有錯落感。某種意義上《北鳶》是從古詩詞和水墨畫中誕生出來的作品，它繼承了中國文學傳統中的靜穆、沖淡之美。作家放棄使用了對話中的引號，通篇都是間接引語；每章中的小標題也都是兩個字，“立秋”、“家變”、“青衣”、“盛世”、“流火”、“江河”等等，這些顯然都出自小說美學的整體考量。《北鳶》讓人想到《繁花》，葛亮的工作讓人想到金宇澄在漢語書寫方面所做出的貢獻。如果說《繁花》召喚的是南方語系的調性與魅性，那么《北鳶》所召喚的則是被我們時代丟棄和遺忘的另一種語言之魅……[詳細]
葛亮志不在“政治”與“革命”，也無心探索國族話語與黨派之爭的來龍去脈。那些宏大偉麗的敘事話語，或是聽起來頗具迷惑性的政治概念術語之類，完全不能對他構成脅迫。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寫什么、能寫什么，也知道自己不寫什么，因此筆觸不會偏離或漫溢。他要做的是對一個逝去時代的風華和文化細作檢點，對隱藏于民間的俠義、誠信、忠誠、寬厚、仁愛等傳統精神細作描摹，在時間的流淌里校閱那些未曾消逝的善好記憶。這聽起來相當“過時”和“老土”，卻恰恰是葛亮視若珍寶的東西。他堅定地、清醒地、因此也必然是孤獨地持有著屬于他的確信：他相信就在并不遙遠的百年之前，在兵荒馬亂和暗無天日的生活表象下，有過一個眉目清朗、樸素無華同時又氣象萬千的“中國”……[詳細]
從文本上講，葛亮是在延續來自唐宋傳奇、明清話本的中國傳統敘事方式。他置身香港，華洋雜處，五色迷離，其內心一定有西方的東西，但他的文字卻最大限度地向中國的傳統靠攏。中國的文學傳統歷史悠久，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但如此強大的文學傳統，在全球化的時代里還有落腳之地嗎？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受外國文學的影響極大，從莫言、余華的小說里，都能清晰地找到外國文學的痕跡。外國文學有其益處，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納博科夫都是當代偉大的作家，但《紅樓夢》、“三言二拍”等中國傳統小說，把宏大的時代命運降落在個人身上，并在日常生活里絲絲縷縷地展開，這樣的文學傳統也很了不起。葛亮的文字看似家長里短、雞毛蒜皮，卻包藏著巨大的野心，他試圖用自己的小說，向《紅樓夢》、向“三言二拍”致敬。因此，盡管《朱雀》《北鳶》這南北二書，都是以反法西斯戰爭為主題……[詳細]
葛亮如此關注民間，如此細察散布于其中的碎裂，是因為他堅信要發掘歷史真正的意蘊，需要深入民間去尋找，或者去鉤沉被我們常常忽略的歷史細節。他在《北鳶·自序》里就點出了其中的真諦，那就是：“管窺之下，是久藏的民間真精神”。而這種久藏在民間的真精神，在葛亮看來，指的是“再謙卑的骨頭里也流淌著江河”。無論選擇過一種什么樣的生活，每個人都已經將自己融入時代的大洪流中，并不同程度地推動這個時代向前發展，最終形成相互成全的關系。在小說里，我們不僅能從多數人物的為人處世上看到謙卑的品質，也感受到作者在用一種謙卑的姿態來構思行文。兩股力量結合在一起，共同支撐了葛亮的民國文化想象。更為重要的是，個人與時代的相互成全，成為了葛亮構建理想“民國”的奠基石……[詳細]
與淡化歷史意識相對應的，是故事的非傳奇化，強調恒常與延續性。近現代歷史也好，文學史也罷，出于慣性或是惰性，都視五四為歷史斷裂口。似乎一夜之間，所有的人事都隨之轉身。然而，敘事容易成事則難。新與舊的拉鋸中，革命敘事的草蛇灰線，時隱時現。革命如人生可能的一般“變故”，悄無聲息地進入到生活。在人倫價值上堅守，不妥協。無論新舊，老祖宗的規矩變不得。讀書人有讀書人的品尚風骨，商人有商人的道義，手藝人有手藝人的行規……各有各的身份，也拿捏好各自的分際。小說與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于，歷史要抽離出具體的人事，實現理性觀照，小說則總是試圖拆解歷史賦予的意義，回歸到歷史形成前的某種原生態，已實現小說敘事的有效性。小說在拒絕歷史意義時，又尋找另一種自在的歷史意義——生活史……[詳細]
《北鳶》述真，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對講述過程極為用心，力圖還原當時人的習俗、愛好，還原當時的情味。家族小說多用今人口吻寫先輩故事，葛亮卻用長輩所處時代的講述方式講述他們的故事，更具逼真性。《北鳶》最動人之處是對家人日常言語、心理、動作的細膩描摹，寫家庭內部人際關系、家人與家人互動，極為真實，所寫盡是常情真情，能讓人全然忘卻實虛悖逆，富有深刻的思辨力。可以說，“新古韻小說”是新古典主義在東方語境下的回歸與重建。它不僅能化用傳統文化思想精髓，且有新的氣象。主角盧文笙的人格氣質是變化著的：抓周抓空，被高人解為無欲則剛，日后定有乾坤定奪之量；自幼寡言木訥，有隱士風范；年歲漸長，習文弄墨，但不是只會死讀書的腐儒……[詳細]
時間就這樣過去了——對，真實就是如此。時光在小說中仿佛更易流逝。與傳統的感懷不同，作者是順其自然的態度。歷史跌宕起伏，個人還是有責任把個人的日子過下去，有時被拋在浪尖上，然而浪靜之時，必要學會站穩——這感知來自作者祖父出世入世的態度——說時簡凈，其實背負的已經是厚重的二三十年代中國的歷史——在時代轉折的時候，從來不以個人為意愿，大風來時動極思靜是奢望，放手的只好放手，失去的終要失去，留下來的握在手里。站在今天看《北鳶》，如泛泛閱讀，自可以看個熱鬧，波瀾壯闊；不止這樣而已—— 此時此刻距離歷史上那些大規模的戰爭風云已經有相當的時日，世界卻也不是在完美的平衡之中，年輕的一代仿佛站在十字路口，回首來時路……[詳細]
葛亮所云的“善待時代”，我更愿意把它解讀成善待時代中的蕓蕓眾生。文笙對母親昭如的體諒、對愛人仁楨的不忘、對同窗凌佐的痛惜、對風箏鋪龍師傅的惦念、對朋友永安的相信，都是對時代的善待。渺小的個人不只是被時代裹挾，也能以一些微小的善舉盡力挽回那大廈將傾的危局，盡管力量綿薄，且看似毫無用處，終究能夠對自己有所交代。在葛亮筆下，心懷善念、踐行義舉的人物不止文笙一個，作家自己也抱著對那個時代最大的善意，勾勒著層次豐富的人物群像。他們的身份有的高貴有的低賤，但是心中都“高義”照明。他們無數看似飛蛾撲火的善良舉動，合在一起終于扭轉了一個時代的走向。《北鳶》中的許多人物，都閃爍著理想主義的光芒，不過他們本身可能并不知道理想主義是什么。他們就像從中國那些流傳千古的故事中走出來的人，雖非自覺，卻在踐行著中國文化中最純粹、最高潔的東西——信與義……[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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